历史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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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折篇一：论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

论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805

【作者】何天齐

在中国共产党将近七十年的光辉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一次是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可以说是八七会议；第二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是遵义会议；第三次是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到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三次转折虽然情况各不相同，特别是建国以后发生的第三次转折同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两次相比，历史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既然同为转折，那就仍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探讨这三次转折的共同特点和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搞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是有意义的。

一

所谓转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就是指党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转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纠正严重错误，使党的事业从挫折和失败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比如，发生在我党幼年时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就是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从北伐战争的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大家都知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春季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也是党的历史上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的时期。“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发动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第一次国共合作成效卓著，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华民族复兴在望。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反动力量过于强大，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同时党又处于幼年时期，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党员由六万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工会会员由三百万减少到三万，农会大都不再存在。为了挽救处在危急中的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称谓的八七会议。因为当时时局紧张，环境险恶，交通非常不便，所以只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北、湖南和军委的代表开会，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在内与会的不过二十余人。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统一战线、农民、军事和组织问题等四个方面批判了投降主义路线，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24页。)会议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又设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和北方局，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机构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当然，说八七会议是这次转折的标志并不是说它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事实上，在八七会议之前，党中央已于7月12日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一个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取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五人常委同意和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于8月1日举行了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五人常委还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成为八七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也是五人常委领导时期决定的，由在武汉的常委和瞿秋白等同志主持了具体的筹备工作。由此可见，八七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但因为它集中了当时能够集中的中央委员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解决了上面所说的继续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所以成为我党第一次重大转折的标志。1927年春，毛泽东写过一首《黄鹤楼》(调寄菩萨蛮)的词，对其最后一句“心潮逐浪高”中的“心潮”二字作者曾自注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这个注解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当年的心情和八七会议作为历史转折标志的伟大意义。

遵义会议的情况更是这样。

八七会议以后，从1927年秋到1930年，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两百多次武装起义，虽然大多数都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其中有些起义总结了经验教训，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把革命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的典范。毛泽东和以后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的朱德等同志一起，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建党、建军、建政、土地革命以及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创造，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虽然八七会议以后不久党内先后发生过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代表的两次“左”倾错误，但由于遭到各地的抵制和在实际工作中的失败，很快就停止了，农村革命斗争仍然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全国建立了12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30万人，党员也发展到30万左右，出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各个根据地的红军曾多次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如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连续四次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破坏了这种大好形势，使革命再一次遭到惨重失败。

王明教条宗派集团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上台的。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披着列马主义的外衣，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为严重、形态更加完备、气焰更为嚣张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否认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的“进攻路线”；他们不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轻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城市中心，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军事和战略战术上鼓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积极防御，主张消极防御，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正规战、阵地战，提出“全线出击”、“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口号和方针；他们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这一整套“左”倾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以致临时中央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然后又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个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中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得中央红军连连受挫，很快就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和红军处于严重的(来自:WWw.HnnscY.com 博文 学习 网:历史的转折)危急关头，中国革命濒临失败的危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先由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

周恩来作副报告，然后大家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其他同志也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肯定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了博古、李德指挥军事的职权。随后，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这样，遵义会议就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使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所以说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没有涉及王明路线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这是因为当时性命交关的是军事问题，这个问题已为多数人所认识，而政治路线问题还不为大家所了解，对当时打仗也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同时提出这个问题，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许多人会有保留，这样遵义会议就很难取得成功。“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遵义会议以后，党和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取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军一到陕北，中央政治局就召开瓦窑堡会议清算王明的政治路线，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我党又正确地处理了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则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从思想理论上克服了“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全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都趋于成熟，特别是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总之，以遵义会议为开端和标志的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重大转折持续了十年之久。经过这次转折，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进入了成熟阶段。

至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第三次转折，大家都很清楚，它主要是纠正“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左”倾错误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会议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前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健全党的生活，健全党规党法，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外，三中全会还讨论了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农业问题，指出必须纠正不从国力实际情况出发一味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认真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开始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指导思想。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如同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一样，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所以，人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

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是有道理的。

由于三中全会所纠正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所以这次转折首先面临着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过两年半时间，我党就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后，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邓小平同志提出并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思想。十三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样，我们党就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多时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事实雄辩地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伟大转折的深远意义将更加明显。

二

从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的情况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发呢?

第一，三次转折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错误总是难免的。所谓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洞察一切”，不仅个人作不到，党也是作不到的。

为什么需要转折?就是因为党犯了严重错误，需要纠正这种错误，才能继续前进。八七会议就是纠正投降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就是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纠正了严重错误，党的路线和政策转上新的正确轨道，党和革命事业就大踏步前进了。

个人更是这样。即如毛泽东这样的杰出人物，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转折中起过重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他受到全党的崇敬，成为我们党最有威望的领袖，七大确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邓小平文选》第138页。)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经过几十年历史考验的伟大人物，却在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从50年代后期算起，这种“左”倾错误持续了近20年之久。现在人们都认识到，这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同时也和人们的思想状况与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因此，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进行体制改革，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个人崇拜，防止类似错误重演。

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它自身具有纠错的机制。比如已成为党的优良传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以及长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等等，都是克服自身错误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我们党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工人阶级自己。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党的本质特征。只要我们保持和发扬这种性质和作风，同时健全和发展党内纠正错误的机制，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切怀疑党的领导、不相信党能自己纠正错误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三次转折告诉我们，在纠正错误、实行转折的时候，要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

由于社会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在转折时期，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的，反映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会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如八七会议，就在反对和纠

正右倾错误的时候，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幸存下来的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普遍存在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表示强烈的愤慨。特别是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但却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使得“左”倾情绪更容易滋长起来。当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种情绪在八七会议上就有反映，会后继续滋长，三个月后就形成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参见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载1981年6月15日《文汇报》。)以后又相继出现以李立三和王明为首的两次“左”倾错误，对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王明的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除了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以外，还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态度上。当时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后期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就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采取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了重大损失。

八七会议之所以发生这种反右出“左”的错误，是和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的状况分不开的。以后第二次转折，党逐渐成熟，就吸取了这种教训，防止了在反对“左”倾错误时出现右的偏向。当然这是从中央的指导思想和党的全局来说的。至于在个别领导人的思想上和某些局部地区出现右的偏向那仍然是有的，最突出的是王明，在他的“左”倾错误受到批评和纠正以后，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犯了右倾错误。这种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统一战线和战争两个问题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战争问题上，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主张“普遍的实行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与此相联系，他轻视建立抗日根据地，轻视建立人民的武装，等等。由王明任书记的长江局和长江局所领导的东南分局，曾经受到这种右倾错误的影响，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到六届六中全会，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的这次右倾错误。这说明党的政治水平和领导艺术比幼年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后，通过延安整风，系统地清算了教条主义，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直到夺取全国政权乃至社会主义改造，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路线错误。

第三次转折虽然是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我们党比过去的历次转折都更成熟、更有经验了。这次转折是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由于这种“左”的错误时间很长，积习很深，是实行改革开放的主要阻力，所以党中央一再强调，反对“左”的积习，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党中央也一再指出要反对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十三大系统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更从根本理论和根本路线上揭示了“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为我们识别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根本标准。

总之，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我们，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不能走极端，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而是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的要求，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过去人们喜欢援引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明“矫枉过正”的必要和正确。这是片面性的。其实，毛泽东那时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针对某种特殊情况说的，不能将它作为一个普遍原则运用于党内转折时期。事实上，毛泽东本人所领导的第二次转折并没有“矫枉过正”。如上所述，无论是反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还是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都是最早认识和最为坚定的。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也是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第三，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要比较彻底地克服一种错误倾向，顺利地实现转折，必须从思

历史的转折篇二：中国在历史上的转折点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 吴敬琏 重启改革议程

厉以宁 我与股份制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江 平 中国法治三十年

我只坐在法律一边

茅于轼 自由的扩大与中国改革三十年

资中筠 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附录：资中筠的思想历程

高尚全 各种体制改革都要推进

余英时 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李泽厚 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

许倬云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袁伟时 盲目歌颂“中国模式”是很危险的

“我们都是在还历史旧账”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1）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30年1月生于南京，江苏武进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3～1984年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主要著作有《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合著）、《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何处寻求大智慧》、《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等。 上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看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

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

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篇：“”

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

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权力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吴敬琏：为了制止垄断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除了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垄

断的司法改革： 下篇：“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

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吴敬琏：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

第三，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

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厉以宁：我与股份制（1）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1930年11月生，江苏仪征人。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2009年获得第二届“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主要著作有《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

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等。

“无心插柳柳成荫”，知识青年返城带来的就业问题，让我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提出了股份制，但是我提出股份制并非权宜之策，而是在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中得出的结论。

，所有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

股份制我一直坚持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同时提出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改革的重点就是国有企业。 厉以宁：承包制是作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股份制原来也有试验，但是股份制已经被批为“自由化”，就开始实验承包制。

容易发生。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它不但没有改革现行体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行体制，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马国川：在多年的国企改革中，因为试图绕开产权这个核心命题，无数企业家沉沙折戟。

当时全国对企业改革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种，是主张企业应该向股份制发展，从承包制走向股份制；第三种，主张实行租赁制；第四种，主张实行资产经营。我是第二种观点的代表。

厉以宁：与“价格改革主线论”者将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不同，我们北京大学的学者认为，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应该把企业制度的改革放在首位。我们的理由是：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我国是短缺经济，存在较多的数量配额的情况下，价格和价格水平的调整对经济恢复均衡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理科学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归功于体制的改革，也就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是能不能说计划经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有。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体制改革和制度调整不仅不能止步，而且应该加紧推进。 不改体制，制度难以维持，改了体制，社会主义不仅会继续保存下来

江平：中国法治30年（1）

江平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1930年12月生于大连，浙江宁波人。1948～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1956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回国后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重返讲台，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曾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现为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罗马法教程》（合著）、《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民法教程》（合著）、《沉浮与枯荣》等，主编《中国司法大辞典》、《商法全书》、《证券实务大全》、《商法案例评析》等书。

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

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马国川：什么是法律理念主义？

江平：所谓法律理念主义，就是把法律从工具、从制度变成治国的理念。 江平：改革开放30年，无非就是两个主轴：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法治。

江平：我只坐在法律一边（1）

2007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居民吴萍拒绝拆迁，成为中国和世界上百家媒体的关注焦点。吴萍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江平教授在《东方早报》采访时说“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因被认为支持强拆重庆“钉子户”而招致广泛非议。此事发生后，江平教授接受了马国川的一次专访。

一个国家既要有自由，又要有秩序

，老百姓不能对于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个“钉

历史的转折篇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先抄199页最上面的一段话，抄完开始写：在新中国的建设道路，我们更不可能忽视其艰辛与曲折，更不能忘记中国历史上那些意义深远的转折。下面我将从自己掌握的资料中，讲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的认识。

艰辛与曲折往往是社会建设道路上所不能避免的问题。他也是将影响社会发展道路。在新中国建设过程曾遇到最具有意义的一次拨乱反正转折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将是永远的警钟。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在这场严重的动乱中，中国不仅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更有着一定的政治危机。但实践证明，中国第一代领导集团的意义是巨大的。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后又有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6]

历史总将真实的记录一切，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之一。而那些为国家建设不懈努力的领导人更是值得人民的尊敬。

在新国中国建设阶段，中国的历史转折更是离不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这个转折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最为明显的一次。经济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向转变;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工业方面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企业管理模式,实行政企分开;农业方面实行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果增强了企业活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工农业生产取得巨大成就.90年代后,党中央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次的调整将进一步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上:根本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使中国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科技上:建成了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工程项目,如:宝山钢铁公司,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亚湾核电站,京九铁路等.

中国的发展自此有了一个崭新的新面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魏然屹立于世界民主之林。个人认为这个转折可以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转折。而领导者邓小平更是对新中国的历史有着意义非凡的作用。

从这些历史性转折中，我也深刻认识到（开始抄209页最后一段话，从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开始。论文就写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