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历史

儒学的历史篇一：儒学发展历程

在中国灿烂的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是极其重要的一条支流，就像长江注入大海那样，在几千年来不断为中华文明注入活力，并沉淀出了深厚的内涵文化。从汉代被立为正统之后，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

一、儒学起源

儒起源于古代民间的主持葬礼的葬师。 《周礼·天官》云：“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在西周初年，儒已存在，他们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并以此教民。以此得知，早期的儒是一种职业或身份。《仪礼》、《周礼》就是“儒”为周代贵族立身处事而制定的生活手册。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正在走向瓦解崩溃，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强大起来的诸侯们互相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代表着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利益，主张克己复礼，希望恢复社会各阶级复杂的礼仪秩序。他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的含义很广泛，几乎触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尔后孟子荀子又将仁和儒家思想进一步增加新的内涵发扬光大。

二、受到打击

秦朝的时候，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统治阶段了，温文尔雅的儒家思想没有得到秦始皇的青睐，非但如此，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江山，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儒学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儒学发展因此走入低潮。

三、成为正统

所幸的是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儒学的经典书籍得以流传下来。西汉初年修生养息，到了汉武帝时已经强盛起来了，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于是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然后提出了“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四、三教合一

因为儒学出现了危机，所以在魏晋至隋唐，儒学是进一步改造时期。儒、道、佛纷争与融合，魏晋时儒学玄学化。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冻国栋先生也通过对《唐崔暟墓志》等史料的考释，认为：“儒、释、道兼习乃是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同 时，“中唐以后，天子生日举行有关三教的传统性活动──三教讨论”，致使“中唐产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不过由于这些辩论的主题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是为了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故三教连称在唐代，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

五、转型时期

宋明新儒学分为两支，一曰程朱理学，二曰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将孔孟之政治伦理思想之人性论起点，升华至追问世界终极存在之本体论高度，促成儒学质的飞跃。宋明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独特的朱子学说。明初理学官学化，成为八股取士的唯一学术权威。“存天理灭人欲”，儒学思想进一步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王阳明心学的形成标志着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

六、批判继承

明清时期是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时期。此时出现了反专制蒙昧的呼声和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潮。这段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手工业发达的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君主专制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早期民主思想和工商皆本的经济主张，具有时代特色。

七、近现代的发展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为了给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他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遭受抨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为了

动摇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民主与科学，解放人们的思想，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

结语：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独领风骚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并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吸收外界差异文化融合成为新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且儒家主张的“仁”的思想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更是有着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儒之含义与儒家之起源》

《儒学发展史》

《国史十六讲》

儒学的历史篇二：儒家的发展历程

儒(转载于:www.hNNsCy.coM 博 文 学 习 网:儒学的历史)家的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那么，儒家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地成为正统思想的？？

总的来说，宋代以前的儒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春秋时期是应运而生；战国时期是得到发展；秦朝就遭到了重创；西汉时，儒学达到高峰，成为了正统思想。宋代以后的儒学也是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宋代以后的儒学与之前的儒学有了很大的区别，本质上和孔子提出的儒学还是有着一定联系的。

宋代以前：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先秦时期，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焚书坑儒”，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不仅不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且落后于形式的发展。其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

西汉初年，经济残破，百废待兴，适应休养生息政策的需要，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因为儒学已经出现了危机，所以在魏晋至隋唐，儒学是进一步改造时期。儒、道、佛纷争与融合，魏晋时儒学玄学化。唐代三教合一，儒学官学化。

宋明两朝是转型与成熟时期。程朱理学（天理、心性、修养）形成，朱熹集大成，“存天理，灭人欲”，封建伦理精神体系形成。明初理学官学化，成为八股取士的唯一学术权威。王阳明心学的形成标志着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

明清是继承与批判时期。此时出现反专制蒙昧、倡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潮。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君主专制强化，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早期民

主思想和工商皆本的经济主张，具有时代特色。

在维新变法时期，儒家思想出“新意”。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他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遭受抨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目的是动摇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民主与科学，解放人们的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且儒家主张的“大一统”思想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在今天更是有着现实意义。

儒学的历史篇三：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刘梦溪 《光明日报》（ 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

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

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

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