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

小编语：为你精心整理的历史见证,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喜欢就请继续关注我们博文学习网（www.hnnscy.com）的后续更新吧！

历史见证篇一：宝贵的历史见证和思考——评《阎明复回忆录》

宝贵的历史见证和思考

——评《阎明复回忆录》

作者：李忠杰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18日 10版）

历史是什么？是诗？是画？是山？是海？如果是诗，那它不仅有美的韵律，更有情的迸发；如果是画，那它不仅是色彩的调配，更是现实的融冶；如果是山，那它不仅有高大和伟岸，更有严峻和深沉；如果是海，那它不仅有磅礴的气势，更有无限的内涵。

看了由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阎明复回忆录》，我首先想问：我看到了什么？当然，首先是历史的记录。但是，也可以说，是诗、是画、是山、是海，至少是诗画山海的一个侧影。回忆录记载了作者亲身经历的那些特殊岁月、重大事件、既不寻常又很有代表性的历史变迁，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带给我们许多深沉的思考。上世纪80年代，我曾列席过一次阎明复同志以书记处书记身份在中南海主持的小型工作会议，对他的领导能力和干练作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本行是研究国际共运史，后来又负责中共党史工作，他的回忆恰好是这两种历史的交集。所以，对他记

录的所有事情我都怀有极大的兴趣。阅读之后，就形成了四个方面的感想和印象。

一、殊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作者在书中反映的是几十年波澜壮阔而又风云变幻的历史。不同阶段的记录都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他亲身经历的国际共运从全盛走向分裂的转折过程，以及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冷战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作者1949年到全总，然后进中办，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做了17年俄文翻译，有时还承担了翻译之外的任务。作者在这段时间经历的重大事件，不仅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政治的走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甚至延续到现在。因此，人们迫切希望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改变历史的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中苏两党两国的领导人到底是怎样思考问题和做出决策的？

很可惜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决策者和当事人没有留下他们最权威的回忆录，但还是感谢具有另一种特殊身份的作者，记录下了他所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包括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议、访问、会谈、信函往来以及个人交往。这些记载，既有重要的会谈，又有幕后的细节。既有严谨规范的文献，又有新鲜有趣的故事。而且当年双方或多边领导人的对话、信函、电文，很多都是经过作者的口与手转达和交换的，所以不仅非常直接，而且非常准确。通过作者的记录，我们不仅知道了很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了解到背后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不仅确证了很多事实，而且澄清了不少传闻。

研究历史，就是“复盘”历史。除了最基础的档案资料外，也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员见证，这样才能多角度地考证比较、还原真实。作者把自己定位为“见证人”，非常谦虚。这个“见证人”不是远远地站着旁观，而是置身事件的中心，虽然并没有参与决策，但却可以全面客观地记录下发生的一切。所以，本书的特殊“见证”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社会变迁的重要侧影

除了中苏关系的见证外，回忆录中记载的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改革开放后的创造性工作，作为一个侧面和剪影，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活新探索，反映了党和国家遭遇的重大曲折和灾难以及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

作者的父亲阎宝航先生，作为一个传奇人物已经广为人知。而作者对其父母及其家庭经历的回忆，更为直接、丰富、准确和客观。除了关于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外，还有当年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日军将在夏威夷胡瓦岛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报。这

样的贡献，意义何其深远。作者记载的诸如此类的历史事实，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特殊家庭以及一批相关人士的爱国情怀、卓越贡献和品德风范。

作者本人及其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也同样反映了当年那种荒诞的社会沉沦，反映了文明被野蛮挤压的不幸，反映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段曲折。改革开放之后，作者全家如同其他无数个人和家庭一样，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些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无论评价如何，都应该首先真实地记录下来，不能任意被“虚无”。因此，作者对于自身和家庭经历的记载，无论在历史的实际进程还是文本载体中，都同样是宝贵的。

三、鞭辟入里的深刻反思

作者强调，这本回忆录的主要任务，是记载自己对于历史的见证。至于是与非，应该留给读者和历史去判断。我很赞赏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当然，无论何人，对历史总会有自己的认识。而且，记载历史，根本的目的还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所以，在非常客观的记载中，作者还是做了一些画龙点睛的点评，或者适当集中地提供了自己或他人研究的成果，对当年很多重大事件的来由和影响，特别是由此产生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非常难得的是，作者掌握和提供了苏联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与阿尔希波夫等人进行了直接的探讨，对读者而言，这一角度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进行分析比较。作者也梳理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阐述的重要思想，用事实证明了这些思想的重要性、科学性。据此，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观点。虽然我认为作者和其他人的个别观点还可以商榷或深化，但总的来说，作者反思之精准和深刻，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从秦城监狱的抗争等特殊经历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作者品行正直、无私无畏、敢于实事求是的特点和对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而从他对历史的反思中，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他把握大局的能力、明辨是非的水平、与时俱进的精神和那种直面现实、维护正义的胆识和勇气。

这种精神和态度，其实是国家进步所必需的。当年的中苏论战，不仅如作者所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且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由于受保守僵化体制观念的束缚，把世界潮流的发展变化误认为是“修正”“复辟”，并将所谓的反修斗争引入国内，要搜寻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终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找出这种内在的逻辑，不仅对于解读当年的历史，而且对于吸取教训、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确保国家继续走“新路”，不走“老路”和“邪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提出的两点“希望”：一是“我们已认准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就自觉地走下去。”“党际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应该坚决奉行并坚持下去”；二是“要正确认识自己，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国，以大国自居，不能在别人面前称霸”，也就更加体现了一个过来人的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值得我们仔细掂量。

四、实事求是的精神风格

我从事国际共运史和党史工作数十年，深感党史工作要做到实事求是其实很难很难。回忆录和口述史等等，都不是完整的历史，作者的回忆也不一定绝对准确和全面，所以，我在工作中一再要求，对各种回忆录和口述史等都要非常细致地加以考证、比较和鉴别。但在《阎明复回忆录》里，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作者在坚持实事求是上做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很有特点。

一是本着提供见证的态度记载历史，并不期望由自己得出结论或立刻做出结论，而是尽可能为历史研究提供素材，留待人民和历史积淀之后做出结论。所以，作者的记载都力求客观，据实写来，不受一时一地的风向影响。也不是简单地抽象、概括，而是尽量具体、翔实。很多还提供了当年的原始记录和档案文件。

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仅依靠自己的记忆和笔记，而且查阅了当年的很多档案资料，还

借助亲友的资料和回忆加以核实。有的如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情报等，还直接到俄罗斯寻查，使一些重大事实得到了强有力的档案印证。

三是对自己不溢美、不掩过。对当年自己所犯的过错，例如同意南斯拉夫代表团参观未经审定的展览，从而引发一场风波之事，他都如实写来，承认错误。

四是公布了自己受审查时写的检查。这是很少有的。当年受审查者的检查或揭发，都是重压之下被迫所写，其荒诞性不言而喻。所以，后来在平反昭雪以及清理档案时，大都销毁了。这从政治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但从历史角度来说，非常可惜。这些材料，其实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历史对于人性的扭曲。虽是扭曲，但也是历史，从中，可以读出很多苦涩和别样的教训。作者大胆披露并进行剖析，实事求是可见一斑。

五是文风严谨，考据扎实。作为一流的翻译家，他对俄文的理解和翻译无疑是最准确的，但对于当年使用的一些特殊词汇，如俄文“胡造”“搞掉”等，因事关重大，他还是把俄文原词加以注明，供读者分析判断。这种态度值得学习。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历史见证篇二：让历史见证未来

让历史见证未来

——纪念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既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取得成功之后，由于当时的复杂形势，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所以辛亥革命同样是一次失败的革命，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上辩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在历史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辛亥革命彻底的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同样也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尽管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在之后受到袁世凯短暂帝制复辟的破坏，但是也无法颠覆共和政体，因为辛亥革命仿佛是晴空霹雳的一个大雷，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让每个人都明白了共和，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以后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时中国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元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并未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后，真正

的民主和共和并没有得到实行。

从思想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是民主共和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传播。自汉朝的董仲舒以来，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之首。皇帝是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权威与象征，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

历史见证篇三：世纪转折时期的历史见证

90年代以来的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不仅是公元纪年意义上的世纪转折，同时也是经过20世纪一百年艰难求索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世纪转折，因此，处在这一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既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来观察和阐释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来理解和分析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意识形态的多元走向、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潮流、文化/艺术的启蒙倾向以及社会/心理的个性化趋势构成70年代末期直到8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的主导特征。而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执政集团通过机制修复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化加固了政治的一体化体系，另一方面已经形成惯性运作的经济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又使市场经济逻辑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政治一体化要求与经济市场化趋势相互缠绕、制约，并逐渐完成了从相互矛盾到相互协作的转化。与此相关，中国民众本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淡化，功利和实用观念日渐成为民间主导意识。与此同时，本来就受到了创伤性狙击的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想基本失去了社会基础和文化效果，人文知识分子原来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立场出现了分化和转换，一部分人自觉融入政治一体化机制，另一部分人则进入市场运作机制，文化启蒙作为一种第三角色被边缘化，甚至被压抑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状态，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也作为一种力量，直接控制、作用、影响着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影视文化，为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留下了鲜明的时间性印迹。因而，处在这一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既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后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也有着相当明显的变化和区别，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化遗产，后来者将从这一时期的影视现象中意识到中国影视文化是如何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工业机制/知识分子立场之间的张力场中审慎而艰难地确定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策略的，无论是历史的局限或是历史的得天独厚都将在这些影视文本中得到一份真实的记录，即便或者只是真实的症侯的记录。

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倾向

回顾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影视文化，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主旋律意识的不断升温，五个一工程对影视创作的引导性作用日益扩大，意识形态标准在电视飞天奖和电影金鸡奖、政府华表奖评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热和各种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题材热方兴未艾，广电部重点国产影片成批推出……，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影视文化的一道道风景。与前一时期各种政治观念、文化形态、道德思想以及美学流派的喧哗和骚动明显不同，相对整一化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强化是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这一影视文化局面的出现是与国家政权强化了对影视文化的调控力度直接相关的。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一些矛盾的加剧，西方国家外部压力的增强，启蒙文化解构了原有政治理想、信念以及道德传统而形成的价值真空，市场化与既存体制之间的裂缝所带来的腐化现象的加重，同时也由于商品经济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都对中国既成的政治/道德秩序形成了挑战。所以，从1989年召开第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中央越来越强调政治体制的稳定和政治权威的维护，政治觉悟、大局观、稳定意识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号召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思想道德建设，要求文学艺术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表明，执政党对文化发展的指导性和支配性再次获得了强化。在加强了对文化艺术业的总体调控的同时，国家政权也加强了对影视文化的具体规范。90年代以后，执政机构对影视文化巨大的传播覆盖面和感性的传播渗透能力越来

越重视。黄金时间电视节目?主旋律化、正面宣传为主、鼓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淡化海外境外节目、保护中央电视台的中央权威地位、加强电影剧本的审批和电影生产的规划、制定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国家和电影管理管理机构先后颁布《电影管理条例》等法规等，都是国家政权加强影视文化调控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处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不仅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或者文化生产工业，更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正是这一社会语境，明显地强化了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

这种倾向的直接体现就是主旋律影视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创作现象。首先，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数量和规模都发展迅速。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199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形成了两个高潮，八一电影制片厂先后推出的《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8部16集），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丁荫楠执导的《周恩来》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影视作品以其得天独厚的题材优势、举世罕见的制作规模以及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将视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传着的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今天还记忆着的那些创世纪的伟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其权威性确证着现实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强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政治集团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着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场性发挥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1）其次，古典和近代历史题材大量增加。有的是历史人物题材，如孔子、李时珍等人的传记作品，有的是历史事件题材，如《北洋水师》等，还有的是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题材，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水浒》、《东周列国》等，这些作品都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宣传中国历史、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视角，用中国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用以秩序、团体为本位的东方伦理精神的忍辱负重来对抗以个性、个体为本位的西方人文观念的自我扩张，用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行径来暗示西方国家对现代中国的虎视耽耽，用爱国主义的历史虚构来加强国家主义的现实意识，历史的书写被巧妙地转化为了对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支撑和承传。第三，出现了一大批以政治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创作题材的影视作品。如以共产党优秀干部为题材的《焦裕禄》、《孔繁森》，以各行各业模范典型为题材的影片《蒋筑英》、《军嫂》等，它们都将人物置身于艰难困境之中，叙述他们那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试图将他们塑造为当代社会的政治和道德榜样，以说服和引导观众认同现实秩序和自我的社会位置。

这一时期，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强化还体现为创作上的一种伦理化趋势。中国具有悠久的国/家、政治/伦理一体化的传统，国家政治通过社会家庭伦理进入现实人生，伦理的规范性和道德的自律性通过这种一体化而转化为对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的维护和说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借助于对伦理道德规范和典范的肯定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这正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文化的伦理化倾向越来越突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这种伦理化倾向体现为三个层面：

一、传统道德观念的复兴。这不仅表现为家庭和社会伦理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量增加，如电视剧《渴望》、《咱爸咱妈》，电影《九香》、《离开雷锋的日子》、《军嫂》、《我也有爸爸》等，它们都以家庭、社会的人际伦理关系为叙事中心，而且更表现为它们都自觉地用传统的道德逻辑，突出了利他与利己、爱与恨、义与利、团体认同与个人叛逆之间的矛盾，张扬克己、爱人、谦让、服从的伦理观念，即便一些并不完全是伦理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如电视剧《姊妹行》、《北京人在纽约》等也都按照这样的道德尺度来设计叙事情节和作出伦理判断。这种对道德主义的呼唤，使90年代的影视文本在价值尺度上与80年代、甚至五四新文化那种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传统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如1997年出品的电影《这女人这辈子》，尽管它的前半部似乎与张艺谋的《红高粱》等民俗电影在人物结构、场面效果、视听造型甚至大西北的民俗化细节等方面都非常相似，但是影片后半部却将张艺谋电影那种以个性主义

为基础的价值观念置换为了一个道德主义的价值观念，影片中原本渴望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灵凤听从了父亲的临终遗嘱，?孝的名义嫁给了她并不爱的永义，后来受到永义乐善好施的道德行为的感召而自觉地以身相许。接着影片采用了当年《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相同的叙事策略，让永义在完成了对灵凤的教化以后偶然身故，使灵凤成为他的道德精神的继承者，后来灵凤果然放弃了个人的爱情幸福，成为一个圣女般的节、义女性，而当年同她一起追求爱情幸福的男主人公留根却终于走向了私欲的深渊，于是这个表面上看来与《红高粱》如此相似的影片，却阐释了一个与《红高粱》乃至五四新文学那种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精神完全相反的道德主题，利他性成为一种精神本位，超然于一切之上。在一些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感性个体常常被道德理性所压抑和放逐。一方面，这可能是对当今社会缺乏能够被共享的道德准则和能够维护人们心理平衡的物质条件的一种策略性补救，但另一方面人们也许会提出怀疑，如果我们将?五四新文化所否定的价值观念不经过创造性转化而全盘继承下来的话，我们的影视文化是否真的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强化民族凝聚力。

二、主旋律作品的伦理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