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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学

发布时间:2024-03-29 01:54:12 影响了:

历史大学篇一:我眼中的大学历史系

1103班 20110401034 陈月儿

我眼中的大学历史系

一、历史不会差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自己已步入大二了。已是师妹师弟的师姐,“老油条”一条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团工作和玩乐中去了,真正学习历史的时间实是甚少,心中很是懊悔。但是心中的梦想却未曾动摇过。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教师,让更多的中国孩子了解进而爱上历史,爱上中国的传统文化,爱上自己的祖国。而不是那种“中国什么都比不上美国的”的思想。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孩子不了解我们悠久的历史,不了解我们的文化了,甚至倾向一种“西方中心论”。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悲哀。我想生于此地,便得无条件地爱此地。正如钱穆先生对于本国历史和传统的态度在其代表作《国史大纲》里有着精彩的论述:“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当初正是怀着这个梦想,步入了大学的历史系。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而我往往相信差距的大小总是人为因素决定较多。到现在为止,我偶尔还会听到同学埋怨历史系的种种不好。比如课程不如别的学院多,没有属于历史文化学院的独立教学楼和行政楼,没有足够的经费办活动显得寒酸……确是,无可否认我们学院在物质方面是不能和别的学院相比的。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们历史

这一专业会比别的专业稍逊风骚。正如阎步克先生所说:“史学仅仅是一门学术。它既有科学的精深严谨,又像艺术一样美妙动人。人类生活有它的一席之地,会有一些人投身其中而以之为事业,也有人关注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从事学术不比其它的学科更加高明,但也并不更低微”我想历史是美妙的,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学科之一。作为一名历史人,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诽谤。当身心投入其中时,便会发现其中的乐趣多多。历史绝不是枯燥的,也有其幽默风趣及极其富有诗意的一面。

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写到:“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某些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历史是求真的,但是历史更是有感情的,不会是枯燥无味的文字而已。读历史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不一样的人物风情,博大精深的思想政治,多彩而不可思议的社会生活及文化风俗……在阅读时,时而心潮澎湃,时而百感交集,时而心情舒畅,时而疾首痛心,时而郁闷不已,时而开怀大笑……不能不说历史确是很有趣。钱穆先生说过:“一个国家的历史越悠久,她的国民就越嗜史。”我希望自己能做到如此,借用严耕望先生的一句就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当有人问我“学历史出来有什么用”或者会质疑我“你学历史的,

这个都不懂啊”,我都只会微微一笑,不作具体的回答,因为只有当你自己投入进去了,方能感受学历史的好处,尽管它不能给我们带来太多功利性的东西。况且,带着一种功利性的心理去学习历史,我相信也不会走得太远。我亲爱的朋友,请不要再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出来干什么和惊叹学历史的连万圣节都不知道的。如果你想知道,那就一起来学习吧!

二、自我检讨

论语中说过:“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去学习比不上爱好学习而学习的人,爱好学习比不上乐于学习并从中获得乐趣的人。虽然我乐于从学习历史中寻找乐趣,但是因为自身的众多缺点而不能静下心来认真系统深入地学习。我上课喜爱睡觉,即使不睡觉也极少会听课,经常忍不住要看自己借来的书。看书又不能坚持一口气读完,总是拖拖拉拉,耐不住寂寞。有同学来点小诱惑就屁颠屁颠地跑出去玩了,计划总是被打乱,不够坚定。对此,自己早有察觉了。直到看到自己和别的同学的差距时才痛心地知道自己不可再这样下去了。最近从一本小册子里看到一句正中我要害的话:“知道却不去行动,等于不知道”。期望从现在开始改过自身,望能不负家人老师的期望,实现自己的梦想。

三、我心所向之

近来阅读了严耕望先生写的《治史三书》受益甚多。对于我这种初学历史的人,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其中谈到了治史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和几条具体的规律,论题的选择,论文的体式和怎样去选用史料及引用史料的方式,如何注释等非常具体的实用的东西。其中感悟最深的是在治史经验谈中谈到的“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严先生说:“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的成就,尤其是史学,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犹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正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的生活简简单单,不求太多的物质享受。并能相信自己以后也能如此。当初选择历史师范这个专业就已经不打算成为一个能赚大钱的人了,只想做自己所好,简单幸福地生活。可能是我出身农家,知足常乐对我来说是真正能体会到的。但是对学习就不能如此了。要努力向“随时努力学习”靠拢了。严先生主要谈了六点有关生活和人生修养对学术工作者的影响。第一,我们想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就必须有健康的身心,即必须健强身体、健康心理。因为有青年大文学家大科学家,但没有青年大史学家,史学要有大的成就,总得在五十以后,至少近五十。身体健康了,心情愉悦方能事半功陪,方能更深入地进行史学研究。自己以后确实要注意饮食、多锻炼身体、少熬夜、少动气了。第二是要“一心力、惜时光”,需要集中精神和珍惜时间在治史方面了。自己以前真是浪费了好多美好的时

光,实在是懊悔。第三要淡名利、避权位。许多人为名利所困,不得不放弃治史的时间和精力。如顾颉刚二十几岁就暴得大名,为时代青年所瞩目,为盛名所累致使不能安心工作,到晚期并没有太大的成就。能像钱穆先生这样为学术急流勇退,像严先生这样为学术做出反常反应的大家已经不多。名、权、势、利为人所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难摆脱这种诱惑。第四是要坚定力、戒浮躁。定力不足,容易浮躁是我的致命点。往往对很多问题浅尝即止,不能沉住气,锲而不舍地去发掘,致使往往处于半朦胧状态。记得季羡林老先生说过要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这是他的原话:“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一些学者,在某一个时期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成果一出,立即罢手。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做法。”第五要开阔胸襟。有容乃大,要取众家之意见,形成整体系统。钱穆先生便做到了史家向往的“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在最近看到余英时先生所写的《现代危机和思想人物》中《钱穆与新儒家》一文里就写到了钱先生一直坚持的“论学不立门户”的观点了。章学诚也说过“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大家之所以是大家,我想正是因为他们都有一颗开阔的胸襟。第六要谨戒执著。对外要开阔胸襟,迎接万千。对内则当戒除执著,免得拘泥不化。对治史不能不有一定的固执和坚持,但是往往多头就适得其反了。正如严耕望先生的先师历史大家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虽极复杂,总括起来,却似乎始终离不了“中和”二字。这种折中今古、融

历史大学篇二:大学发展史

曾经在高中时代,大学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如象牙塔一般,它纯洁典雅,高贵神圣,是喧嚣尘世间的一块净土。不知道刚进入大学的你是否也曾这般认为。

“象牙”象征着洁白、高贵、神圣、坚韧的品质。“塔”则具有宗教性和神秘性的文化内涵。作为大学的一种象征,它提醒人们,大学是以探求高深知识或学术为根基的地方,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把大学看做象牙塔就有永恒的意义。然而,大学存在于社会之中,做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社会在发展,大学的精神、理念同样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果说几个世纪前的牛津、剑桥们主要致力于对高深学问的探讨和对真理的追求,而远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不理俗物,因而被称为“象牙塔”,那么今天的大学已经超越了“象牙塔”,它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成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轴心机构。

最早现代意义上的上的大学是被欧洲各地大学视为建校样板的三所“母大

学”—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这些大学可以说都是在适应社会对高级专门的需要中产生的——萨莱诺大学的产生是因为十字军东征时在萨莱诺聚集大量的医生,博洛尼亚大学的产生是由于博洛尼亚作为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出于对法律人才的渴望,只有巴黎大学可算是当时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学的产生为黑暗的中世纪带来了光明。当时的大学崇尚世界精神,欧洲的学者们追求真理、周游列国,大学荟萃这各地的大师,大学还造就了许多划时代的英雄人物,是他们掀起了宣告中世纪结束的文艺复兴运动。所以甚至可以说,大学为中世纪这个黑暗时代留下了唯一一道为后人称道的光芒。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学也如此。中世纪的大学很快就被统治君主或教皇所控制而逐渐走向衰落。哲学屈躬成了神学的奴婢,而大学也成了教会的灰姑娘。但大学并没有因此而夭折,可能从大学诞生的那天就注定它的光芒无法掩盖。大学之所以发展成现在的大学,必须感谢四位大学发展史上的巨人,他们所提出的大学理念代表着大学发展的轨迹,了解了他们,也就了解大学发展的脉络。这四位巨人分别是英国的纽曼,德国的洪堡,美国的弗莱克斯纳和科尔。下面介绍四位巨人的观点。

纽曼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所以纽曼的大学理念反映(转载于:www.hNNsCy.coM 博 文 学 习 网:历史大学)了英国大学传统的精髓,以及他所处时代牛津大学的教学情况,他的大学理念主要有三点:首先大

学是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知识和智力相互联系,大学生应具有将各部分知识相互联系从而看成一个整体的联想能力。所以大学不将课程局限于特定专业,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整天的知识。其次大学的认务是提供博雅教育和从事智力训练,其目的是培养有知识、有哲学、有修养的绅士。智力培养的目的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很好的进行推理,能掌握真理。这种培养不是通过一种直接和简单的观察就能完成的,而是要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多种能力的共同应运和心理训练才能最终完成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这种训练就是博雅教育。所以这种教育并非是为了某一特定的或偶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职业,而是为了智力而训练智力。这是与职业教育或专业教育相对的,但比专业教育更有用。

英国被称为培养绅士的国度,与其大学教育有这密切的联系。其实这种博雅教育理念在现代的中国的本科教育中仍然盛行着。这种教育的优点在与,他培养的人并不一定马上能成为一名法学家、一名律师、一名演说家、一名政治家、一名工程师、一名医生、或一名地质学家,但能培养一种思考、推理、比较、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和审美能力,使之处于一种智力状态,即只要稍加熟悉便能从事相应的不限于本专业的职业。

纽曼提出的第三个理念也影响至今。他提出的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良好的社会成员,提升社会格调。他认为大学提供理想的学习环境,当一群年轻人,具有年轻人特有的敏锐、心胸开阔、善于观察、富有创造性等的特点,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育他们,他们也能在相互讨论的过程中相互学习,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而且学者们云集大学,为了创造和谐的学术环境走到了一起,学会了相互公平竞争、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形成了一种纯洁清澈、自由公平、充满智慧的思想空气,学生也呼吸着这种空气。也许这是大学最令人向往之处,也是之所以能培养出如此之多的伟人的最重要的一点。而这也是业已离开校园的人最怀念的地方。

当然从历史发展看,纽曼的有些观点,如将大学仅作为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也是不和适宜的。所以接下来的几位教育学家又有所补充。洪堡的大学理念也有三条:一是大学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学术自由,摆脱国家政治和经济不恰当的干扰,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和目标追求,防止各种社会上的弊病 流行于大学。所以学者与教授处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彼岸,科学上的自由、精神上的内心上自由,正是这种彼岸的自由。这种自由能为国家保存一支校正力量,以便能

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力量的东西,并能将这个社会引到一个绝对健康的方向上去。二是大学的教学与科学的探求的统一性。这里所说的科学是纯科学,即哲学。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为科学而共处,自由地进行各种学术上的探求。大学教师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师,学生也非真正的学生;学生已在进行研究,教师不过是引到和帮助学生进行研究。三是学与术的分家。大学是从事纯科学研究的机构其目的在于满足于社会的实际需要。他说:‘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这里所说的"术",主要指应用性、专业性、职业性的学科或技术。洪堡认为这类的研究不应在大学进行,而应在应用型或者技术型的高等专门学校中进行。

洪堡的大学理念应该就是当代研究型大学的雏形,事实上依次建立的德国柏林大学、布莱斯那大学、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带来了德国科学的繁荣和辉煌。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样为全人类造就了如此之多的荣誉世界的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如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费尔巴哈文学家歌德、席勒,经济学家马克思,数学家高斯,物理学家赫兹、爱因斯坦,化学家李比锡、瓦尔堡,等等。19世纪德国大学赢得了世界大学模式的荣誉,一个美国或者英国的科学家如果没有去德国大学留学一段时间,师从某一位著名学者,他受的教育就会被认为是不全面的。如果说洪堡开创了研究型大学的先河,那么真正把研究型大学理念转换为实际行动的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而毕业于此的弗莱克斯纳更对此进行了理论的提升。他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大学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弗莱克斯纳的观念从以前的大学独立于社会之外逐渐融入社会。大学像其他的机构一样是编织在社会网之中,而不是超然于社会之外的,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它应是时代的表现。时代是根植与过去的,大学为了保存前人积淀的文化成果,必然具有一定的保持性,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往往不够迅速,甚至有时被视为‘落后’。这便是大学的可贵之处。大学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认为,‘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也就是说大学应当引导社会的合理需要,引导社会的发展,以保证人类免于错误和荒谬。第二大学是特殊的研究组织。弗莱克斯纳认为,不管社会如何变化,大学的主要认为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学者和科学家应该主要关注四大目标:知识和思想的保存,知识和思想的解释,寻求真理,训练青年学生

成为将来继起的工作者。大学必须产生思想家、研究人员、发明家,教师和学生,他们需要去探索人类生活的现实并努力去理解他们。大家应该庇荫科学家、思想家使他们免于俗务的烦扰,在最适宜的环境中,专心致至去研究各种物理的、社会的、美学的现象,去继续研究各种有关的事物。

弗莱克斯纳的大学就如有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或者说,在这种‘现代大学’里‘研究机构’的成分占了较大的份额。在弗莱克斯纳看来,大学即使教学的机构,更是研究的机构。他反对大学为社会服务和进行职业教育。弗莱克斯纳的主要贡献在与进一步深化了大学的研究职能,更近一步强化了研究的自由空气,使得研究走向深入化和高层化。

从一上的介绍的一些大学理念来看,好像都在有意无意强调大学与社会的距离,从纽曼的博雅教育并非是为着一个特定的目标的,到洪堡的大学应就有学术的独立性和相对自由,再到弗莱克斯纳的大学不是社会变化的温度计。这一点好想与现代的大学并不是很一致。

是的这正是我要介绍的最后一位教育学家,科尔的大学理念。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都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科学和教育被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大学也更多的和社会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此时的大学已不在是纽曼式的学术回廊,也不是弗莱克斯纳的研究有机体,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新型的机构。这种新型机构的功能更加全面,更加实际。科尔的大学理念正代表了这种新需要。他的大学理念明显地带有实用主义色彩。

科尔认为大学是多元化的巨型大学。他在无法用University言尽大学之意时,自创新词,用Multivesity(Multi—复杂多元之意)言之。它就像五光十色、魅力无穷的大都市,有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社群、社会科学家社群与自然科学家社群、一切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甚至牵涉历届校友、议员、农场主、实业家。与传统大学相比,巨型大学有若干个灵魂和多种目的,包括服服帖帖地、几乎是奴隶般地服务于社会,但有时也批判社会甚至不留情面。大学就想一架机器,一架由管理条例共同维系和由金钱赋予动力的机器,部件的增减对整体无多大影响,甚至不为人所注意。教学越来越不是中心了,而研究则越来越重要。教师队伍分化为三重结构: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专门从事教学的人员,即从事研究有从事教学的人员。师生拥有更多的自

由,学生可以自由的进入学校,自由选择课程和学习进度,教师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的角色教师普遍有一种不受行政部门或同事支配的独立意识。

以上就是对大学发展史的简短介绍

历史大学篇三:历史拾遗:中国近现代大学的起源与变迁

历史拾遗:中国近现代大学的起源与变迁

此中国大学入门,意在认识大学和中国的大学,特别通过对中国的顶尖大学、中国各个时期高等教育和最佳大学与典范大学的考察,来认识大学与高等教育的现状和轨迹。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兴起,西学渐入,出现了许多新式学堂。这一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以外语学堂和军事学堂为主,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马尾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武汉湖北武备学堂、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等等。与民国时期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两大军校从政治战术入手不同,早期的军事学堂主要从工程技术入手。此外,也出现了其他类型的学堂,如上海电报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天津中西学堂、唐山路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四川中西学堂、湖南时务学堂、南京江南高等学堂等等。此外,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学堂,这一时期为主要教授外语和宗教及其他西学的书院,如山东的广文书院、武汉的文华书院、上海的圣约翰书院、苏州的中西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北京和南京的汇文书院等等。同时,中国的近代书院也开始创教西学。

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日本后,变法之声顿起。当年,天津中西学堂改办为北洋大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诞生。1898年戊戌变法,京师大学堂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和综合大学。1902年新颁钦定学堂章程,时设京师、北洋、山西三所国立大学堂,并先后创立南京两江、武昌两湖、广州两广、北京京师四大优级师范学堂。全国官私均兴起了办学高潮。在推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方面,上海南洋公学、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先后成为早期的三大留学预备学校。

这时期的许多新式学堂,或者书院,培养了众多近代人才,如湖南时务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唐山路矿学堂等等,成绩都很显著。1912年以前中国早期的高等学校,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为最重要的两所,而京师大学堂也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

北洋大学堂的前身是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903年改名为北洋大学。主要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早期首设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门,学制四年,为中国近代工程学科的鼻祖,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工科大学。后几经变革,1929年后改名为国立北洋工学院,抗战时参与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直至1942年恢复国立北洋工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立北洋大学正式在天津复校。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

1898年京师大学堂在戊戌变法中应运而生,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兼为大学堂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孙家鼐任管学大臣。义和团事变中被毁,由张百熙重办。后与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独立成校。1912年京师大学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为首任校长。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提倡民主、科学,反对旧思想、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北京大学迅速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佳大学。北京大学不仅是当时的国学中心,更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发起五四运动,彰显北大关心国运的一贯风范。创立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经济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质系等等,为中国大学最早开办。北京大学虽在以后的岁月里历经变革,但终究一脉相承,北大自由民主的精神和显赫声望延续长存。

从北洋大学堂到今天的天津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到今天的北京大学,仅百余年里,仔细考察,经过的繁复变

化如沧海桑田。其他的大学也多是如此,这样的历史无声地诉说着中国百余年来经历的无数磨难与曲折。尽管如此,宝贵的传统和精神得以追认和发扬。

1912年,战乱导致教育凋谢,当年新立中华民国。国立京师大学易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不久全国划分为六大学区,于六大学区设南京、北京、广东、武昌、成都、沈阳六大高等师范学校。不久,掀起高师改大运动,1920年前后,南京、广东、武昌、成都、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分别改建国立东南、广东、武汉、四川、东北大学。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坚守传统,仅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学校1928年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外交部移至教育部管辖。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出现了最早的黄金时代。

1910年代中后期,六大高师兴起,尤以南京高师最为显著,时称南方最高学府,和北方的北京大学并号“北大南高”。1920年代高师演变而来的国立大学走向巅峰。尤其南高组建的国立东南大学成为当时全国的最佳大学。1920年代中后期国立东南大学衰落,师资纷纷北上国立清华大学,1920年代中后期国立清华大学兴起,成为新的全国最佳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也在此时期进一步奠定了在教育界的地位。这一时期的著名大学,还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山西大学等。尤其国立北京大学,继京师大学堂之势,民国初年俨然依旧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如美国学者威尔森在英国剑桥大学著书中所述,1920年代的中国大学,著名的是“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

南高东大和清华大学是这十多年期间兴起的最耀眼的两所高等学校。

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在1902年创建的清朝遗老李瑞清曾任校长的两江师范学堂旧址建立,江谦为首任校长。1920年南高组建国立东南大学,时任南高校长的郭秉文兼首任校长。东南大学以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当时的南高东大,开创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祥地、大本营,更为学衡起源,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也是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声誉鹊起,更受世界关注。为中国众多学科的鼻祖,如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气象系、航空系、体育系、艺术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金融理财系、国际贸易系等等。南高、东大、中大而后南大,一脉相承,南京大学今日的名望和文理诸科的繁盛,实奠基于此。在国内首先实行学分制、选科制、教学法等。发展成为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北京大学史学教授梁和钧在其《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有评论:“东大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皆极整齐”,“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在不亚于北大”。著名教育家司徒雷登以其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国立大学,在其回忆录《中国五十年》中说曾经有这样的评论,“东南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

清华大学始于1911年庚款兴学而创立的清华学堂,初期为留美预备学堂。1925年清华学校设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1928年组建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为首任校长,1931年起梅贻琦任校长。当时的清华大学迅速发展起来,到1930年前后,成为全国最高水平的的大学。国学有四大导师。数学、物理直逼世界一流水平,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萨本栋、任之恭、周培源、熊庆来、孙光远、冯康、华罗庚,名师济济,一些甚至闻名世界。从此奠基了清华大学的声望和顶尖学府的地位。

1927年,北伐战争逐步胜利。国民政府纪念先总理孙中山,于依次捷占的四大古城建设四大国立中山大学;

在广州、武汉、南京分别以原国立广东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改建;在杭州则以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农业专门学校为基础创办。稍后,全国实行大学区制,1927年10月建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全国依原划定省份,定名若干大学区,以所在省份及特别区之名命名。首先在江苏、浙江两省试行。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因遭全校师生反对并请求更名国立南京大学,旋即定名国立中央大学。杭州的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后定名国立浙江大学。并接收省政府教育厅行政职权。广州的第一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武汉的第二中山大学改名为武汉大学。大学区制在全国特别是江苏受到强烈反对,遂于1929年全国停办。这两三年的战乱和政府对大学的组改,使高等教育元气大伤。稍后复兴。至1937年,大学一派繁荣景象。 '

1930年代早期的全国最佳大学,无疑为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自19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时期衰落以来,一直处于低谷,直到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才得到恢复发展,到1930年代中期,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这一时期的顶尖大学,还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交通大学等。

交通大学是继北洋大学之后兴起的第二所著名工科大学,也是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大学之一。交通大学在二三十年代发展起来,至今演化成多所大学,可以分为三条主线:1896年设立的上海南洋公学,曾命名南洋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学校、第一交通大学等等,演化至1959年分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1896年设立的山海关北洋铁路学堂,曾命名唐山路矿学堂、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唐山交通大学、第二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唐山铁道学院等等,现演变为西南交通大学。1909年设立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曾命名交通大学北京学校、第三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等等,现演变为北京交通大学。曾经统一为国立交通大学、中国交通大学。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铁道部次长黎照寰任交通大学校长,从此时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为交通大学最黄金的时代。设有土木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电机工程学院以及辅助的文理系科。本着“求实学,务实业”的精神,交通大学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成为有志于“工业救国”的青年的理想之选。

1937年,抗日之战全线爆发,神州全面国难,东部与中部大学相继被迫西迁。国立的大学,中央大学迁重庆,浙江大学迁贵州,武汉大学迁乐山,交通大学迁重庆,中山大学颠簸三南,东北大学辗转陕川,同济大学流落至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最后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最后迁陕西,与本地学校合并,组建为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先后独立出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等校,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改称国立西北大学,抗日胜利后,部分师生东返,重建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私立大学也多内迁。如作为教会大学的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西迁四川,云集成都华西坝。大学西迁,促进了西南和西北的教育事业。大学也积极做出调整,支持国家的持久抗战。此一非常国难时期,迁至相对安全的西南地区的大学,尽管仍然冒着日轰炸机的侵扰和战争的威胁,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顶尖大学,除国立中央大学外,还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校。实际上,尽管困难时期,这三所大学抗战八年所培养的成才人物,可能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多,做的研究工作也卓有成效。说明国难并不可怕,奋发图强,国人以自己的毅力,众志成城,终能拼出困境。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被誉为当时全国的四大名校。全国高招,多数报考四大学,尤其国立中央大

学声望之高,三分之二的大学联考考生以该校为第一志愿。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民主风气,是这一时期最壮观的现象。当时,尤其是在后期,尽管一直对外抗战,但是红白两方的内斗并不平静。国立中央大学也是共产党所做工作的重点地方,周恩来、毛泽东均曾来此活动,但是毕竟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所以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当时的昆明,在与蒋介石一直暗斗不已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保护下,却是一番独特的景象:言论自由、社会政治活动成风。西南联合大学因而成为当时共产党向国民党争取民主斗争的后方堡垒,在1949年后的历史书上留下辉煌一页。

1930年代中后期国立浙江大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事情之一。

浙江大学1927年在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的旧址创办,成为当时全国四大中山大学之一,初步奠定了浙大在全国教育格局中的地位。1936年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延聘师资,尤以竺可桢早期在南高东大文理诸科的校友为众,一时国立浙江大学名师荟萃,成果不凡,以文理为主的多科都有长足发展,尤以数学出众。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国立浙江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都是当时后起的高水平综合大学,而在1952年后皆被拆为工科大学,故后人常以“北清华、南浙大”相称。

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大学纷纷回迁,重新出现一派生机。继而内战爆发。那时比较好的大学,分布在北京、南京、杭州、武汉、上海、广州、天津、成都等全国各大城市。民国时期的大学,虽然不同时期都有政治势力的渗透,但是总体来说,大学治校还是相当的独立,学术也是相当的自由。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和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一起被称为中国五大名校。国立中山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云南大学、国立东北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国立山西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国立湖南大学等等以及一些专门大学都相当出色。

1949年前中国最好的大学,除了国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前面几乎没有述记。尽管教会大学广被视为殖民渗透的现象,有其副作用的一面,但实际上,当时的教会大学也为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一般教会大学由早期开办的书院演化而来。圣约翰是较早的一所教会学校,也是早期最优秀的一所。最早改建为大学的是1902年成立的东吴大学。此后十多年中国所有的十多所教会大学大部分相继成立,后起的如金陵、燕京等校都声誉卓著。教会大学的状况,美国加州大学的誉志久野1928年曾对中国的教会大学做过一个评估,分三类,金陵大学排在A类,燕京大学排在B类,其他的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华中大学、震旦大学、之江大学等校,均属C类,作为中国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入读美国大学补修学分的判断标准。教会大学甚至与国立大学不相上下,如金陵大学在南京堪与中央大学媲美,燕京大学在北京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雄,圣约翰大学在上海与交通大学齐驱。教会大学通常术业有专攻,注重某些传统优势学科的发展,所以都富有个性。协和、湘雅、华西、圣约翰的医学,金陵的农学,齐鲁的医学、天文,燕京的国学、新闻,东吴、朝阳的法学,都办得很出色。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著名大学,如单科性的大学协和医学院,如金陵女子大学。事实上,顶尖教会大学的教学质量并不逊于国立大学。这些,皆可为大学的典范,或者都可以找到典范的地方。当然,教会大学的学费普遍较高,那时顶尖的教会大学可以说是贵族大学,资本家、地主、官员、社会名流的子女为多。不像国立大学,无论贫富,只要考上,都能深造。早期的教会大学,必修宗教,做礼拜,授课几乎皆为为外文,教师、教材多来自外国,校政皆由外人控制。1920

年代前后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收回教育主权的运动,才逐步改善。这些还衍生出一些本土的的私立大学,如光华大学出自圣约翰,复旦大学出自震旦。

中国本土的私立大学,即教会以外的私立大学,在民国时期也有所发展。最为突出的,北方当属南开大学,南方当属厦门大学。私立大学本可以更学学术独立,自由发展。但是,那时的社会并不十分稳定,环境的因素也不成熟。比如,那个时代就业机会不像现在到处都有,毕业就失业,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现象,连一些教会大学、国立大学都不能幸免,对民间私立大学更是深受困扰的大问题。那时私立大学生存压力很大,像现在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大学的复旦大学,当时为私立大学,道路曲折,曾经因为经费的压力大量招生,以学费养学校,学生也多是毕业即失业,抱怨四起,最后改为国立,才幸得以生存。民间私立大学的教学质量良莠不齐,许多大学都经费紧张,存活十分艰难,甚至中途破产。以普遍认为那时最好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为例,南开校长张伯苓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和总统蒋中正也关系密切,因此,抗战时期得以和北方两所最著名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建联合大学;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最后一届的毕业生,校方让其自由选择毕业学校,结果选择北大、清华毕业的皆有数百人,选择南开的仅有数十人。可见私立大学社会地位的悬殊,发展的不容易。这个历史的课题,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们又再次相遇。

1949年,内战基本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立中央大学更名国立南京大学。国立大学取消国立二字。北洋大学更名天津大学。所有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改造为公立大学。1952年,摒弃欧美大学模式,采用苏联模式,编译苏联教材,全国大学进行院系大调整。中国的大学遭到灾难性的打击。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为代表的许多大学更被调整得面目全非。以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为代表的许多大学被大大削弱。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为代表的少数大学在院系调整以后得到一步登天般的空前充实。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等等都搬离原址。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原私立大学几乎全部取消。产生了一些工科性质的学院如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华中工学院,以及许多单科性质的专门学院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农学院、北京林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林学院、大连海运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等等。其时,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校实质类似于工科性质的学院。以航空航天为主的西北工大学、以土木建筑为主的同济大学等大学实质类似于专门性质的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被视作文理综合性大学。1949年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在哈尔滨创建军事工程学院(后来演变为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校),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重点建设,分别培养干部及理论人才、军事国防技术人才、尖端科技人才。1958年起,部分大学开始取消讲师、助教、副教授、教授学衔,统称教员。1966年,中央认为毕业生考核制度是旧社会的产物,高等学校毕业生不搞毕业设计,不写毕业论文。总体上,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受到严重摧残,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遭到了灭绝。大学被视为纯粹的工具,沦为行政的随属,教学常常不能正常进行,科研更是受到极大冲击。这一时期,一些专门性质的学院、工科性质的学院和部分综合文理大学先后成为重点建设的院校,集中在北京的高校为多,科研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这漫长的年代里,高等教育已经远远不能和1949年以前相比。和1912年以前大清的帝国统治一样,封闭的集权不可能容忍自由的学术研究。事实上,不仅仅是丧失了大学的精神、职能和机制。譬如,那些工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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