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体育电视台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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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体育电视台直播篇一：我国体育赛事转播发展历程
一 我国体育赛事电视传播工作的历史回顾
一 、中央电视台体育赛事转播工作的发展回顾
1958年 6月19 日北京电视台实况转播了北京男女篮和八一男女篮球队的表演 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的体育实况转播。 20世纪 60年代 北京电视台 （现中央电视台） 设立了第一个体育知识类节目《体育爱好者》节目宗旨是宣传毛主席提出的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的方针，宣传体育事业的成就和优秀人物。
1973年10 月 中央电视台和湖北电视台合作，第一次成功利用微波干线把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视频 音频信号从湖北传到北京 进行全国实况播出。1978 年 6月，第 11届世界杯足球赛在阿根廷举行，中央电视台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将图像和声音接收回来，配音播出 。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80 家电视机构的1102 名广播记者云集北京，14 个卫星通道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送亚运会信号。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电视体育节目播出量迅速增加，节目形式由单一走向丰富。除了新闻、栏目和赛事老三样外，出现了纪录片、体育教学、体育商城、体育英语等新节目形式。进入新世纪后，体育节目类型更多。出现了益智类、电玩类、彩票类和评书类等创新节目 自制节目能力和综合报道能力显著增强，尤其在职业赛事制作方面，如上海2002年就成功转播了网球大师杯总决赛。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电视转播创造了3个历史之最，历史上电视转播频道最多，转播时间最长，和覆盖面最广。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据国内权威收视率调查机构CSM媒介发布数据显示，开幕式4个多小时内，全国共有8.42亿观众通过电视实时收看奥运会，占到全国电视总人口的68.8%，创下国内有收视调查以来电视收视率最高纪录。在李宁环绕鸟巢飞奔点火这一刻，收视份额攀上90%，全球有45亿人同时观看奥运转播，这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收视之最。
二、地方电视台体育赛事转播工作的发展回顾
地方台体育节目的制作极大丰富了我国电视体育的内涵。如广东电视台因毗邻香港，得风气之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欧洲足球、赛车等赛事集锦。
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转播上海申花和曼联的比赛 ，创下了34.1%的收视高峰。1997 年 10月18日，大连电视台创立体育频道，2002 年4月1日大连电视台足球频道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项体育频道。目前，全国可收看的地方体育频道达40多个。
1996年，北京、上海和广东电视台体育部联合推出时长50分钟的《中国体育报道》，这是地方台联合的首次尝试。从2001年开始，地方电视台为了资源共享，节约成本进行了协作发展。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电视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体育新闻协作网，又逐渐增加了四川、山东、辽宁等电视台的体育频道、体育部等。2006 年世界杯时，由北京、山东牵头策划，包括湖北、江苏和辽宁共5家地方体育频道联合播出体育节目 《欢度世界杯》。2007年10月，由辽宁、江苏、山东、湖北、新疆五省区体育频道联合制作的《体育新闻 》节目首次播出，标志着CSPN开始运行，这是我国唯一由众多省级体育频道实现同步播出的，跨省区域的联播平台，为我国地方电视体育报道产业迎来历史拐点，打破了央视长期垄断的局面。地方台联合突破了地域限制，跨区域联合，不断向央视的弱点或盲点发动进攻，先后拿到了中超、东亚四强赛排球国际大赛、赛车等赛事的电视转播权；在奥运会中也不甘示弱，全国多家省级电视台组成联合报道小组 亲临现场搭建演播室进行报道，节目在20多家省级电视台播出
二 我国体育赛事电视转播市场开发现状
一、起步阶段（1994年—1999年）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电视机构就开始按国际统一的游戏规则，向国际体育组织购买高水平国际赛事的电视转播权。可是在国内，电视媒体向赛事主办者购买电视转播权的第一份合同诞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1994 年中央电视台和中国足协签订了为期5年的中国
足球甲联赛的电视转播权转让合同，当时中央电视台仅用每场甲A联赛给中国足协2分钟广告时间的价格，轻易获得了电视转播权，这是我国第一份国内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转让合同。
１９９７年上海举行的第八届全运会上，中央电视台以体育频道每播出１小时八运会赛事或节目，给１分钟广告时段的价格获得八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这是我国举办的综合性运动会电视转播权有偿转让的首次突破。１９９９年举行的天津世界体操锦标赛，中国体操协会委托中介公司将电视转播权以广告时段转让方式出售，中国体育记协下属二级协会，全国有线体育电视传播委员会联合２８家地方有线电视台购买了２３场比赛转播权和８集专题节目的报道权，中央电视台购买了１１场比赛转播权。这是我国首次开发在中国举办的世界性比赛的电视转播权。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为，实行有偿转让电视转播权的体育赛事很少，体育赛事组织方自主议价能力弱，基本上是处于由传媒机构自行定价的阶段，有时甚至只是求得“赛事转播权是一个需要购买的产品“这样一个名份而已，在电视转播权转让中，主要是通过用广告时间来交换赛事电视转播权的阶段，尚未实现实质意义上的货币转让
二、缓慢发展阶段（1999 年—2001年
1999年，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中体传播网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买断了全国的甲A转播权，但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在收视率、技术、人力等方面毕竟能力有限，联赛的赞助商也很难接受让央视以外的媒体来转播比赛，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签订了一个为期3年的合同，1999—2001年中央台以每场14.1万元的价格购买了3年甲A全国性版权的电视转播权，14个地方电视台纷纷与14个甲A球队俱乐部签约，分别以每年几万、几十万、百余万的不等价格或广告时段购买了当年甲A联赛地方性版权的电视转播权。
2000年初，足球甲A新3年电视转播权转让虽然磕磕碰碰难产，但这毕竟是我国首次以货币化形式全面开发国内单项比赛的电视转播权，可以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2000年5月 在宁波举行全国体育大会，该会确定上海有线电视台、浙江有线电视台 、宁波电视台和宁波有线电视台为制作机构和主播电视台，除宁波市两家电视台外， 全国还有 20家有线电视台购买了转播权，对比赛进行联播。共转播了开幕式和9个项目的15场比赛 。总转播时间达到35小时，电视台每转播1小时比赛，转让1分钟广告时段， 赛事主办者将所得广告时段交由宁波市开发，收入归大会组委会所有。
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的有偿出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体育赛事组织方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议价能力，市场也出现了一定形式的竞争，其中最鲜明的特征是赛事电视转播权突破用广告时间交换转播权的模式，实现了货币化的有偿转让。
三 市场基本形成阶段（2001年至今）
2001年11月，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电视转播权开发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九运会电视转播权共有46家电视媒体分门别类地购买了全国或地方的电视报道权。而且第一次在综合性运动会中用货币形式实现电视转播权的转让。首开综合性运动会以货币形式实现电视转播权转让之先河。
2002年，中国足协开价每场18万元出售转播权 而央视则希望维持此前每场14万元的水平， 结果央视以忙于转播世界杯为由，前6轮都未转播甲A联赛，直到世界杯结束后央视才开始转播甲， 但达成协议的价格和补偿金额一直是未公开的商业秘密。2003 年，中国足协开出与2002年一样的价格， 即单场转让价格为18万元，而央视方面的出价在15万元左右，直到最后双方才互相妥协，每场比赛的转播费定为16万元。
2003 年9月12日 中国足坛出现了一个震惊全国的新闻，上海文广新闻集团以1.5亿元的天价获未来3年中超联赛的转播权，这也标志着央视第一次失去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主播权。同年 上海文广又介入中国篮球联赛的电视转播权市场，此前也一直由央视进行电视
转播，并以500万元左右的价格购得了CBA联赛随后两年的电视转播权，结束了央视独揽天下的局面。
借鉴八运会、九运会电视转播权的市场开发经验，2005年十运会在电视转播权开发上更进一步，实现收益近1200万元，其中净收益980万元.中央电视台全力支持，配合十运会做好宣传和维权工作，为十运会带来了720万元的经济收益，同时，还有28家电视台购买了十运会电视转播的地方版权，收入达410多万元，港澳台电视版权开发获得收益近50万元，而十运会最成功的是将电视转播权首次成功推向了海外，使海外版权开发取得了7.5万元的收益。是电视版权开发立足国内、辐射海外的一次成功突破，标志着我国体育赛事的国际关注度正在逐步提高。
自2001年开始，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开发市场基本形成，其特征为，赛事电视转播权有偿转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体育赛事组织议价能力进一步加强，电视转播权的销售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最突出的标志是出现了自由竞争。上海文广新闻集团以3年1.5亿元获得中超联赛的电视转播权，打破了中央电视台对我国赛事电视转播权的垄断局面 这也是赛事电视转播权市场形成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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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体育电视台直播篇三：体育赛事转播权和体育赛事转播中的著作权法律问题探析
摘 要：体育赛事转播权是指有关体育组织或赛事的主办者对体育赛事媒体转播的控制权，源于体育赛事组织者在赛事组织上的投入和贡献。电视媒体在转播体育赛事的过程中，如果转播的画面在衔接上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即可构成作品。在网络媒体未经许可转播该作品时，根据其转播形式的不同，可能侵犯电视媒体享有的不同权项的著作权。但是，从邻接权的角度，电视媒体不享有网络转播权和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播放权。
关 键 词：体育赛事；转播权；著作权；邻接权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5）12-0059-07 收稿日期：2015-10-30
作者简介：衣庆云（1965―），男，辽宁庄河人，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学。
在我国，借助于行政协调，体育赛事的转播尤其是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转播，多是由中央电视台负责谈判和购买，由中央电视台独播或向地方电视台分销。①在2006年足球世界杯比赛期间，上海某影院通过技术手段在影院同步播放中央电视台转播的足球比赛，央视指该影院侵犯了其邻接权。但由于仅为个案，且影院播放的受众有限，未引起大的反响。但近年，体育赛事转播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从2014年开始，国家在政策层面放宽了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行政化控制，鼓励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市场化运作，竞争性的市场格局初现；另一方面，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网络转播成为和电视转播并列的赛事转播方式，发展势头强劲。以2015年亚洲杯足球赛为例，电视转播权除央视外，被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地方级体育频道所分享，乐视体育、新浪体育、搜狐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则获得亚洲杯赛事的网络转播权。[1]体育赛事转播技术的发展和新主体的参与，使得该领域的法律关系日趋复杂化；而转播市场竞争时代的到来，也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争议和利益冲突。为此，有必要重新梳理对体育赛事转播相关法律问题的理论认识，为立法和司法的相应调整提供依据。
一、体育比赛、体育赛事和体育赛事转播权
体育赛事，指具有一定规模的比赛整体，由田径、球类等项目的具体体育比赛组成。具体的体育比赛是运动员的竞技技能、竞技状态按照特定的比赛规则进行的呈现，是体育赛事一切其他活动围绕的核心对象。体育赛事组织者的贡献在于为运动员的竞技技能、竞技状态的呈现提供场所和各种服务，进行总体组织和运作，使观众有机会欣赏到体育比赛。在转播技术应用之前，只有在比赛现场的观众才能欣赏到体育比赛的场面。转播技术尤其是电视转播的出现，突破了这一局限。这里的“转播”，是相对于现场进行的赛事而言，即将现场进行的赛事转化成图像等形式，播放给未置身于赛场的观众观看。通常使用的“转播”一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指一个广播组织（电台或电视台）截取另一广播组织传输的信号，将信号通过自己的设备以无线或有线手段再次传输出去。前一种意义上的转播，即是体育赛事转播权中“转播“一词的含义；后一种意义上的转播，与著作权法上所说的转播是同一个含义。 体育赛事转播权是指有关体育组织或赛事的主办者对体育赛事媒体转播的控制权。体育赛事转播权是随着广播尤其是电视（近年网络也加入其中）这种传播技术的出现以及体育赛事商业化运作相结合的产物。那么，体育赛事转播权何以是一种权利，其正当性来源何处？据研究，国外关于体育赛事转播权性质的认识主要有“赛场准入说”“娱乐服务提供说”和“企业权利说”等学说。[2]这些学说尽管角度不同，但着眼点都是关注有关体育组织或赛事的主办者对体育赛事的组织和投入，从中提炼出有关体育组织或赛事的主办者对体育赛事媒体转播的控制权的正当性解释。相对于国外的解释学说，国内学者似乎更愿意从具体的体育比赛本身性质寻找答案，从运动员作为表演者的角度提出了“表演者权说”或认为体育比赛属于非实物形态的体育劳动成果而提出“无形财产权说”等观点。[3]笔者认为，有的国内学者的观点存在方向性错误。体育赛事组织者的转播权不是来自运动员或运动队创作或表演了什么
作品，也不是来自于运动员或运动队呈现的竞技技能、竞技状态，体育赛事转播权源于体育赛事组织者在赛事组织上进行的场地、资金、劳务等综合投入。对体育赛事组织者投入的回报早期来自于门票收入，但随着转播技术的出现，不在比赛现场的观众也有机会欣赏到体育比赛，体育赛事组织者因此也有理由获取另一种形式的“门票”收入。虽然体育赛事转播权在严格意义上不是一项法定的权利，依据国际惯例、行业惯例以及有关体育组织的章程，体育赛事组织者的这项权益还是被广泛认可的。
体育赛事转播必须通过媒体才能实现，体育赛事组织者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体育赛事转播权许可给媒体行使，媒体利用其转播设备实现对赛事的转播，此即行业内所谓的体育赛事转播权的销售。随着体育赛事转播技术和转播形式的多样化，体育赛事组织者可以将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权、互联网转播权、无线电转播权甚至是比赛录像播放权、精彩片段播放权等分别许可给不同的媒体。
二、体育赛事转播中的作品构成问题
如前所述，体育赛事转播权本身与著作权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体育比赛有可能涉及作品问题，体育比赛在转播过程中也可能涉及作品问题。
通常认为，大多数体育比赛由于不具有艺术创作的性质，运动员或运动队所呈现的竞技技能、竞技状态也不是智力劳动预先创作的结果，不具有可预测性，因此，体育比赛一般被认为不可能构成作品。但是，个别类型的体育比赛，比如艺术体操、花样滑冰等可能具有与舞蹈等作品相类似的艺术性，运动员的比赛也基本上是预先编排的呈现，还是有可能构成作品的，在国外也屡有被认定为作品的司法判例。为论述方便，我们姑且将这类作品称之为体育作品。总有学者以体育比赛构成作品为理由，得出媒体转播的画面因此也有著作权进而媒体就享有著作权的结论，这种推理明显不合逻辑。体育作品的著作权源于编排创作者的独创性智力劳动，属于作品的作者。无论是体育赛事的组织者，还是转播的媒体，都不可能原始享有这类作品的著作权。与体育作品相关的作者、运动员、体育赛事组织者和转播媒体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音乐作品的作者、表演者、表演组织者和转播媒体之间的法律关系，遵循同样的规则处理即可。 在体育赛事转播媒体中享有著作权的客体应该是转播过程中形成的转播画面，即再现比赛的连续的动态影像和声音的组合。检视我国著作权法列举的作品类型，与转播画面最接近的是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下简称“电影作品”）。关于电影作品，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给出的定义是：“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与电影作品相对应，现行著作权法还同时有一个“录像制品”的客体类型，不属于作品范畴，是邻接权的客体。录像制品被定义为“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实际上，上述电影作品定义中“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表述，用来描述录像制品同样贴切，这一定义中所蕴含的信息根本不足以区分这两类客体。录像制品的定义方式是排除法，即凡是不足以构成电影作品的就属于录像制品，这等于没有定义。虽然在学理上形成了以创造性的有无作为区分电影作品和录像制品标准的主流观点，但是，一方面，创造性的高低具有主观性，在实务上不好把握；另一方面，录像制品没有创造性的观点也容易受到质疑，尤其是在与摄影作品相比较时，似乎难以解释为什么固定的摄影是作品而动起来的录像就不是作品。在笔者看来，我国以往涉及动态影像客体的司法判例中，判词在表面上是以创造性的有无来判定作品的构成，但实质是以电影和录像之间最直观的区别――制作方式来进行判定的：根据先行创作的剧本，由导演指导演员进行表演，在现场摄制后进行后期制作。大概采取这种程式制作的东西就是电影。相对的，不是根据预先构思的剧本制作，而是对自然现象或社会事件进行直接录制形成的东西就是录像制品。比如，在央视国际网络
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暴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涉案电视节目系通过摄制者在比赛现场的拍摄，并通过技术手段融入解说、字幕、镜头回放或特写、配乐等内容，且经过信号传播至电视等终端设备上所展现的有伴音连续相关图像，可以被复制固定在载体上；同时，摄制者在拍摄过程中并非处于主导地位，其对于比赛进程的控制、拍摄内容的选择、解说内容的编排以及在机位设置、镜头选择、编导参与等方面，能够按照其意志做出的选择和表达非常有限，因此由国际足联
体育赛事转播画面的形成主要是通过现场录制和转播画面制作两个步骤完成的。比赛场面的录制工作由摄像师在编导的指挥下进行。摄像师需要根据自己对比赛的理解，选择不同的角度、景别，最大程度地呈现比赛本身的精彩；除比赛本身和运动员外，摄像师还要兼顾比赛场地内其他位置、其他人员的场景和行为，为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感受，甚至需要及时捕捉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观众等细腻的表情和感情流露，丰富观众的观看感受和乐趣。因此，摄像师的录制工作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只是该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录制过程中对角度、光线、构图等方面的选择，与电影作品中的影像衔接的创造性不同而与摄影作品的创造性类似。然而，这种对客观现象的录制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尚不足以达到构成艺术作品的程度，不宜以作品的形式给予著作权保护。 体育赛事的最终转播画面是由编导制作完成的。大型比赛时，需要在数台甚至数十台摄像机传来的画面中选出最佳画面，根据需要进行画面
切换、画面组合以及画面与声音的组合，既要全面、清晰、真实地呈现比赛过程，也要使画面的组合生动、丰富，满足观众全方位了解比赛过程和赛场内外各种有意义的人员和事件的需要，能够抓住观众的眼球，感染观众的情绪，实现最佳的视听体验。比赛本身是客观的，但编导能力的不同会使一场比赛转播画面的质量呈现明显的差别。通过编导工作所形成的具有创造性的画面组合，与构成电影作品的“影像衔接的创造性”的要素完全一致，达到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造性高度即可构成作品。
综上所述，体育赛事转播画面是否构成作品，判断的角度不是摄录的过程而是画面的衔接。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在判断转播画面是否构成作品时，应以实际转播画面在衔接组合上的创造性为考察目标，摄录水平的高低可以忽略。那种基本上属于直接反映比赛场面，画面组合的创造性不充分的体育赛事转播画面，不能构成作品。因此，前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裁判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
三、体育赛事转播媒体的权利
（一）体育赛事转播媒体的著作权
媒体对体育赛事作品的著作权可以源于媒体自己的制作，也可以源于体育赛事组织者的授权。前者是指媒体直接对比赛现场场面进行录制；后者是指由体育赛事组织者对现场比赛场面进行录制，再将特定区域的特定著作权权项授权给媒体。
在媒体直接对比赛现场场面进行录制的情形下，如果媒体和体育赛事组织者之间的转播合同没有特别约定，媒体对体育赛事作品即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可以自己行使或许可他人行使复制权、发行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改编权等具体权利。源于体育赛事组织者授权的媒体，仅享有特定区域的特定著作权。近年来，随着体育赛事转播方式的多样化，体育赛事组织者为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常常将电视转播权、网络传播权、无线电设施转播权和录像播放权等分别授予不同的主体。
在电视媒体享有著作权的情形下，如果网络媒体未经许可通过网络传播，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再次欣赏比赛，无疑是侵犯了电视媒体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是，如果网络媒体截取并转换电视媒体的信号同步直播比赛，问题就复杂化了。因为此时的网络传播不具有“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的交互性性质，不符合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电视媒体无法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主张权利。那么，网络直播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中广播权控制的转播行为呢？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款的规定，广播权是指“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这项权利包含三项具体内容：以无线方式广播作品；转播无线广播的作品；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这样，在网络直播信号源于电视媒体无线广播信号的情况下，其行为在技术上与“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相吻合，属于广播权的控制范围。而在网络直播信号源于电视媒体有线信号的情况下，则属于《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七款规定的“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在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中，法院即采用上述观点作出裁判。[7]
（二）体育赛事转播媒体的邻接权
无论转播媒体对转播的画面是否享有著作权，也无论转播的画面是否构成作品，转播的媒体都对其广播的信号享有作为广播组织的邻接权。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广播组织邻接权的内容仅有两项：⑴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⑵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这样，在电视媒体对转播的画面不享有著作权的情况下，其享有的邻接权的权利范围很窄，对其他主体某些形式的营利性使用不具有禁止权。比如，对于利用电视媒体信号进行网络直播的行为，由于电视媒体在邻接权的角度不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而网络直播行为又不能顺理成章地被解释成转播的一种形式，因此，其权利主
张难以获得支持。在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北京我爱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在《著作权法》制定之时，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尚属初期阶段，通过互联网转播电视节目的行为未被纳入《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的调整范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广播组织应享有权利禁止未经其许可将其广播以无线方式重播，将其广播固定，将已固定的内容复制，以及通过同样方式将其电视广播向公众传播。该协定同样未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扩展至网络环境下。因此，在《著作权法》及我国参加的相关国际条约均未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扩展至网络环境时，不能仅仅因为新技术的产生或发展给权利人带来新的挑战，就超越立法时的权利边界对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中的广播组织权作扩大性解释，通过互联网直播电视节目的行为，不构成对广播组织邻接权的侵犯。[8]再比如，对于经营性场所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同步播放电视媒体转播的体育赛事，是否侵犯了电视媒体的转播权问题，《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所述的“转播”，是指某一广播组织在接收另一广播组织传输的信号后，将信号以无线方式再次传输出去；经营性场所只是通过接收终端将电视信号转换成图像和声音现场播放，不属于转播。《著作权法》赋予作品著作权人利用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属于广播权的内容，但其并没有赋予广播组织这项权利。因此，广播组织亦不能从邻接权的角度禁止经营性场所的这种“转播”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电视媒体不享有上述两种邻接权，但仍可以从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维护其权益。
体育作品的著作权源于编排创作者的独创性智力劳动，权利属于作品的作者。与体育作品相关的作者、运动员、体育赛事组织者和转播媒体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音乐作品的作者、表演者、表演组织者和转播媒体之间的法律关系，遵循同样的规则处理即可。当然，基于体育赛事的特殊性，在立法上对体育作品作者和运动员的权利进行特殊限制，亦无不可。也无关乎“作品”“产品”。运动员所呈现的竞技技能、竞技状态是运动员的运动天赋和长期训练的结果，是体育比赛观赏性的关键所在，应当受到尊重。但运动员并不因此享有某种权利，迄今为止，尚没有因此单独赋予运动员权利或者有运动员主张此种权利的先例。尽管某些特殊的比赛类型确实可能具备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的性质，在国外也屡有认可的判例，但这与体育赛事转播权无关，不是转播权产生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