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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散文

发布时间:2024-03-29 12:53:34 影响了:

家.散文篇一:浅谈中国当代散文三大家

浅谈中国当代散文三大家

在六十年代初的“散文复兴”中,杨朔、秦牧、刘白羽被认为是成就突出,对当代散文作出贡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分别构成了五六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三种主要“模式”,在一个时期产生广泛的影响。杨朔的散文,诗意盎然,意境深邃,情景交融,清新优美,善于以小见大;秦牧的散文,题材广泛,博见多识,言近旨远,妙趣横生,有寓教于乐之感;至于刘白羽的散文,则激情澎湃,雄浑豪放,波澜四起,以融情于景,借以抒写壮怀激烈的诗情见长,政治宣传味浓。他们的艺术特色,创作风格各有千秋,即使是用同一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常表现为不同的个性风格。因此,将他们进行比较,对研究和欣赏散文都很有帮助和启发。下面,就容我浅浅地谈一下这三大家的异同吧。

一、从选材方面来看。由于每个作家的经历不同,审美意识有所差异,决定了他们选材范围各有不同。杨朔的作品题材丰富多样,且大都充满诗意及唯美色彩,诸如:《浪花》中飞溅的浪花,《金字塔夜月》中皎洁醉人的月色,《荔枝蜜》中如波涛汹涌的大海的荔枝林,《香山红叶》中吐香的红叶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秦牧的作品有如一座收藏丰富,包罗万有的博物馆,无论是山川植物,生活艺术,还是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几乎称得上“宇宙之大,无所不谈”,让人大开眼界,目不暇接。《土地》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作品。文章以土地为对象,时而展现新时代的风貌,时而追叙惨痛的历史,时而歌颂新社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时而写到古代的封疆大典,时而又将笔触延伸到殖民者的暴行。从古到今,从草木禽兽到人情世态,到故事传说,到现代科技,都囊括在一篇散文中,向读者提供了一部信息量极大的历史教材。刘白羽的选材,则多立足于火热的战斗和建设生活,多以大事物为重,用大镜头、转换来摄取大事物。如:《长江三日》记叙“江津”号轮船冲破惊涛骇浪,绕过暗礁险滩的三天历程;《红玛瑙》中提出的从延安起步的革命者应永葆战斗青春的主题,都体现出作者的选材倾向及五六十年代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思考。

二、从语言风格来看。杨朔很注重语言的美感和文字的锤炼,他的文字凝练而优美,往往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忘怀。《雪浪花》着力表现浪花咬礁石的“咬”字,相当生动传神;《海市》以寻海市的“寻”来经纬全篇,甚有新颖奇巧意味;两者都很好地借鉴了古代散文“文眼”的经验。秦牧的语言亲切动人,潇洒自如,并且流畅讲究,文笔游走灵活,读起来有一气呵成的快感。他还注意吸收古典当中的一些语言精华,使文章情浓意满,气势酣畅,显示新的活力。而刘白羽的语言风格则是激情充沛,词句亮丽峭拔,声音铿锵,浓墨重彩,气势雄浑豪迈,富有充实感。有人说:“读刘白羽的散文,就好像听到嘹亮的军号,催人上阵。”

三、从艺术结构方面来看。杨朔追求构思上的新颖与奇巧,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抓住一人一事,一景一物,生发联想,洞隐烛幽,见微知著,使作品的思想得到寓大于小,寓远于近的艺术表现,因而具有诗的视角和容量。如《樱花雨》写日本人不忘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惨痛史实,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而展开的一场全国性的罢工斗争。作品没有正面去描写这场罢工运动的波澜壮阔,而是以一家旅店的侍女君子作为视角予以表现,着力渲染、透视她在罢工前后那颗深受美国兵伤害的心灵所发生的微妙的变化。她似乎生性怯弱,不敢对作恶的美国兵说三道四,但忽然间停电,宣告罢工斗争已正式开始,她忽而判若两人,变得异常的镇定和无畏,柔和的眼睛里,“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整个罢工游行队伍意气激昂、呐喊奔腾的情景便可从君子身上以斑见豹。这样,作品便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地揭示了这场罢工运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达到了“当诗一样写”的艺术效果。杨朔还讲究“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他采用曲径通幽,“卒章显志”园林式结构,层层叠叠,变化多端,缜密精巧。如《荔枝蜜》以欲扬先抑的手法,写出了“我”对蜜蜂由畏惧厌恶到乐意“变成一只小蜜蜂”的变化历程,将内心感受的起伏步步推进,在结尾处升华到最高点,取得了峰回路转,引人入胜的效果。

秦牧的散文则是把“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做到寓控制于放纵。放纵时,笔如奔马驰骋,叙事、联想、类比游刃有余,表现出情溢于言,理胜于辞的气势;控制时,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贯穿着思想的线索。他的散文线索是内在的凝聚力,时时处处都紧扣住说理或抒情的中心,散而归一,杂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例如《社稷坛抒情》借助古坛发思古之幽情,写到五色土的含义,屈原的《悲回风》、《天问》的诗篇,地球的土壤和华北黄土高原的形成,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和被羁绊的命运,四方五行观念与古代思想家的探求,藩镇割据和新中国的高度统一……这些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看似纷乱,实际上以一条抒情线索把它们贯穿起来,即以“一个历史的民族的子孙”的激情,抒唱祖国的统一和强盛。文章始终从不同方面汇流着、升华着作者为伟大祖国引以自豪的诗情,不失控制分寸。

刘白羽个人认为“好的结构,应当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波澜四起”。因此,他的散文结构富余变化,格局汪洋恣肆。他的笔下,有的是以对照手法制造波澜,时写历史,时写现实,时写战争,时写建设,在相反中造成结构的错落有致。有的是用重复手法,让一个诗句、一个情思、一个形象在一篇散文中多次出现。如《青春的闪光》中的“红彤彤的笑脸”、“亮晶晶的眼睛”的反复,在时空的跳跃中使几个时间、空间不相关联的生活片段,围绕着“青春”的立意而缀合起来,并显露出作者感情的节奏。刘白羽还运用艺术辨证法设计文章的波澜,例如《日出》,写了五幅关于日出的画面,先引用海涅散文和屠格涅夫小说中两段描写日出的文字,接着记叙自己两次在日出胜地想看日出未能如愿的情景,造成悬念和蓄势后,才从容地把自己在飞机上看到的日出奇景推到读者面前,产生了异峰突起的美感。

四、从表现形式来看。杨朔的散文注重创造诗的意境,他曾经说过:“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他提出了诗化散文的艺术主张,认为“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在写每篇散文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在他的《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等作品中,借用古典诗歌中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手法在现代散文中寻求诗的意境,形成了当时被人称道的独特的“杨朔模式”,即由写景入手,然后引出在风景中活动着的平凡人物,最后通过比兴象征将景物与人物联系起来,升华出人民性的颂歌这一抒情主题。

十七年间,秦牧提出了题材与表现形式多样化,散文知识化、艺术化等有悖于当时文学观念的创作主张,熔丰富的知识性与深刻的思想性于一炉,把自然历史知识、风土人情等纳入散文写作中,并通过直接对历史、人民、生活等抽象的概念议论的方式来抒情。如《花城》,熔广州年宵花市的风俗、节日的气氛、南国的情调、赏花人的心境于一体。此外,他的散文富有情趣性和幽默感,他张扬散文的艺术个性,大多数散文作品虽然是知识性的杂感、随笔,但仍属杂文的性质。一些传说、故事和知识趣谈新颖怪诞,使知识题材本(转 载 于:wWw.HnnsCY.cOM 博文学习网:家.散文)身具有喜剧色彩,因而令散文产生了情趣性和幽默感,赏心悦目,增强了寓教于乐的趣味,如《不老》。 刘白羽的散文与贺敬之相似,即以歌颂“随着时代脉搏而跃动”的“大我”作为主体抒情的寄托,只是他不采取直接抒情的方式,而是通过大自然的雄伟景象与大我的战斗激情融合起来的方式获得一种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崇高”的抒情风格,也就是“融情于景,借以抒写壮怀激烈的诗情”。如《长江三日》中的巍巍群山、浩浩江流、灿烂灯光等描写,灌注了作者情感的生气,豪迈的激情与华丽的辞藻达到了一致。有时,他在文中也实处写景,虚处生情,时而插入以情驭理的议论,如《冬日草》、《平明小札》。作者在这些近于散文诗的小札中追求意境和诗意,托物言志,状物取神,显示其短章借景抒情的又一作风。

散文三大家的作风的确有差异,但是彼此运思的一致却十分惊人。他们的作品同属于“教训文学”,他们乐于充当文学侍臣,在一个充满谬误的时代里,热衷于正统意识形态的盲目乐观的宣传和说教。在这里,先不说他们的敏感和勇气问题,因为他们决意委身权力政治,因此不可能具备独立的心智,甚至起码的认知。杨朔的《蓬莱仙境》、《海市》等还乡散记,粉饰严重,与“彭大将军”的还乡报告及搜集的民谣适成鲜明的对比;秦牧的《花城》也是三

面红旗的赞歌,并非真正的风俗实录;刘白羽的名篇《长江三日》,记乘坐江轮游赏三峡山水,驰目骋怀,但其时值红旗漫天,饿殍塞途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此外,散文三大家仍是不可避免存在着不足与局限性。杨朔的散文笔调、色彩不够多样化,文字上由于过度矜持显露人工斧凿的痕迹,构思多沿袭“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模式,路数比较单调。秦牧散文存在取材过“富”,似有不忍割舍之嫌;而同一材料,又往往异文互见,给人以雷同之感。有些抒情之作,往往因涉猎材料过多而显得知识性有余,抒情反而不足;强烈的政治宣传意识,使一些作品流露出说教气,所表现的哲理失之肤浅。刘白羽的散文,有时对生活的观察尚欠辨证眼光,易为一时光明的表象所迷惑,而不能看清隐蔽着的问题。执着地强调散文是“壮丽的生活赞歌”、“战斗生活的号角”,太多的豪言壮语和政治议论削弱了散文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艺术上,感情的宣泄有时失去节制,含蓄不够;疏于修辞,语言有些冗繁,个别行文不够清晰,难免失去散文艺术语言应有的洗练与清通。 其实,不管怎样,散文三大家还是各有千秋,且对当代散文艺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读者将会从他们的作品中品尝到各自的风格、韵味。

家.散文篇二:小说家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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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的散文

作者:周先慎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03期

《聊斋志异》虽名为短篇小说集,却是文备众体,形式体裁多种多样。大体说来主要有三种体式,一是唐代文言小说中的传奇体,即比较接近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小说体裁,以写人物为主,情节也较完整曲折;二是所谓志怪短书,篇幅较短,以记述神鬼怪异之事为主要内容;三是纪实性质的散文小品。《偷桃》是第三种体式中的代表作,写得极为精彩,丝毫也不输于《聊斋》中传诵众口的小说佳作。

蒲松龄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写作纪实性的散文作品,也娴熟地运用小说笔法,非常成功,写出了有别于其他作者记叙散文的艺术特色。人物、情节、细节,这是小说艺术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考察这篇散文的小说家笔法。

先说人物。人与事是相关的,有事必有人。但在写法上,因事出人,还是以人系事,却有很大的不同。这篇散文是以人系事,即以描写人物为中心,自然地带出事件。题为《偷桃》,重点理所当然应该是写这一奇诡技艺本身;但是这个重点是通过写人物才得以表现的。而作者写人物,又并不局限于写人物令众人喝彩的神奇技艺,而是着意于表现人物的行为、思想、感情。

从篇首直到篇末,对话成为表现人物的重要手段。这在小说中常见,而在一般的散文作品中却是非常少见的。同时,作者写人不忘叙事,通过人物对话,又巧妙地将事件的发展,层次分明地一步步推向高潮,写出那个不可思议、令人叫绝的天宫偷桃场面。

父子二人一上场,堂上的赤衣大官就让“青衣人”(大官之侍从小吏)“大声命作剧”。二人不是马上应命就开始表演,而是问:“作何剧?”这是以问作答,暗示他们可以表演各种各样的节目,不用说一定是技艺精熟、超群。这就在不经意间给予读者一种阅读期待:下面的表演一定非常精彩。当“吏下宣问所长”时,答言“能颠倒生物”,即能颠倒季节得到生物。这个回答是出人意料的,在当时简直是匪夷所思。反季节食品在今天已是家常便饭,但在蒲松龄的时代,却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术人说这话时充满信心,也就进一步给读者以很高的预期。当官员商议后“复下,命取桃子”时,“术人声诺”,答应得同样十分爽快。然而同时,却又“故作怨状”说:“官长殊不了了!坚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为南面者所怒。奈何!”明明是自己提出要表演的节目,却又有违常理,表现出为难和无奈。其间自然是必有原因。“故作怨状”的一个“故”字,其中透露出的一点消息,很值得我们玩味。接着写“其子曰:?父已诺之,又焉辞??”在为难、矛盾、无奈中,还是答应了表演。这是第一层。

接着又写“术人惆怅良久,乃云:?我筹之烂熟。春初雪积,人间何处可觅?唯王母园中,四时常不凋谢,或有之。必窃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阶而升乎??”“曰:?有术在。?”惆怅良久,也是很犯愁的样子;却同时又表现得很有主意,看起来是胸有成竹。这一

家.散文篇三:家如散文

家如散文

好像并不知缘于哪一个具体的日子,我突然企盼能有一个家。那时年岁亦不算大,只因父母远隔万里,自己孤身一个的日子又不顺心如意,就更是平白添了一份热切。盼望归盼望,可家又不是一件物什,可用钱币买来,必须付出真情实意,且要有缘份才行。于是,在没有缘份的日子,家仍是一个飘渺而遥远的词汇,在演绎着别人家的幸福团圆。我在劝慰着自己,耐心等待.

等待容易让人变得毫无目的且心情慵散,但事情却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仿佛在不经意间,我收获了一份颇为灿烂的爱情,拥有了一个家。

我的这个家,没有什么艰苦奋斗史,亦没有什么苦心经营之说,只把两个人的所有合到一起,就算大功告成。比起别人的家,当然显得过于寒酸。房子很小,且是租来的,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小小的卧室,有小小的客厅,更为可贵的是还有一间约四个平方的小书房。整个家,房顶儿高高,窗儿亮亮,墙儿白白,门儿光光,全然找不到一点儿现代装潢的影子。说实话,我也曾对家有过许多美好的设想,想要有一个新、奇、特的房顶,想要有一间现代化的厨房。总之,想要有一个让人倦怠地呆在里面只感到无限温馨与适意的家。

有人曾如此诠释女人,说女人即“家的俘虏”,大意就是女人情愿将自己的心血倾注到家里,做一个爱家的人。我有丈夫对此观点十分认同,认为女人做“家的俘虏”是天经地义的,他常常向我灌输一些所谓的“道理”,比如我应尽心尽力掌握一手做面食的好技术,比如我应毫无怨言地侍候家中的锅碗瓢盆,还应任劳任怨时刻让这个小家整洁、窗明几净……他如此这般说时,我总是不以为然,甚至取笑他为“甘肃大男人”。于是,日子就照我们各自的步子一步步溜走。我是一如既往地用电饭锅蒸米饭,他想吃面食时就自己动手;至于涮锅洗盆,也绝不是毫无怨言,一定要是分工协作,或用“锤子、剪子、布”来解决,若一方有应酬,给家里打个电话即可,也并无多少缠绵;工作忙时,白天里互不能消息,只等“相约黄昏”也是常有的事,有时一步踏入家门,竟觉孤孤单单,以前梦想的两个人围着家转的的像是距离自己很遥远,很遥远。

家,其实是一种生活。有时,我心里也有些自责,曾那样企盼自己有一个家,而拥有了,却没有尽心去笼住一方温暖的天地,没有用心去营造一个厮守的空间。我试图改变,可生活并不依你的设想,我们在这个家里仍像匆匆的客人。他仍雷打不动要去下围棋,我仍要把自己关到办公室里写些豆腐块。手挽着手上街,进舞厅的事真少得可怜……

放假了,我仍像以前一样,奔向了湖南,我的父母身边。

这一次分别,四十余天,虽然湖南的冬天仍山青水秀,空气清新怡人,且因生于斯长于斯,亲朋故友多多,不觉寂寞,不知何故,心里仍觉得有些空落。刚开始时,总是在耐心地盼望夜晚九点的来临,好用半费长途向甘肃那个家中传递声音,隔了些日子,又莫名其妙地操心起那个家中的几盆花来,紧接着,想起了该洗的窗帘与被罩,想起了放在小房里的土豆和蒜苗,想起了他满脸未刮的胡子,想起了他每日上楼下楼的孤单……

远离了那个家,才有了对它的殷殷思念,难怪余秋雨先生曾言“家是一种思念”。

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与丈夫聊起自己的种种感觉,丈夫不禁乐而开怀,对我说:“你这个傻妹子,只知道纯情浪漫,只知道把伞倒悬到门厅,会写些糊里糊涂的散文,怕是要把咱们家里弄得像篇散文呢。”

其实,这有什么不好呢,伞是一把特制的印着散文的伞,散文是绝对形散神聚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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