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国两会彰显中国制度优势制度自信心得体会精选15篇
【编辑按】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引领意义 张伟鹏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在今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习近平主席…小编为您整理了《2021年全国两会彰显中国制度优势制度自信心得体会精选15篇》，给您在日常工作学习中借鉴。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引领意义
张伟鹏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在今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向世界释放了“推动团结合作，促进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的鲜明信号，凸显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我们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在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同时，用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安全挑战。
一、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积极推进全球安全合作
安全既是一种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直面问题挑战、把脉时代课题、提出中国方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彰显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全球安全治理的引领作用和实践意义。
深度参与全球热点问题解决，积极引领国际安全规则制定。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复杂安全形势，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多边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倡导国际上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坚定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继续推进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中国持续推动国际执法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反恐司法合作，引导生物安全全球治理，引领外空安全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北极科学考察国际合作，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负责任态度参加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的首要指涉对象是人民。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人的安全、乃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挑战，也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重大缺陷。抗击新冠疫情与人类健康福祉和世界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习近平主席强调，“应推进全球疾病大流行防范应对，扎牢维护人类健康安全的篱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全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同各国分享疫情防控有益经验，加强疫苗合作，倡导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经此一“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国际社会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科学性与时代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推动网络安全合作，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演变，网络安全已成为攸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和影响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关键因素。习近平主席指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契机，加强同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共建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我国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组建网络外交机制，探讨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发布《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积极推动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国际网络空间。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打破了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的安全思维定式，提出了应对风险挑战的中国方案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已成常态，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愈加突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凸显。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外交思想既重视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安全问题，又重视信息、生态、资源、海洋、外空、网络等新兴领域，将外交理念、安全体制机制与能力建设统一起来，为全球安全治理如何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规划提供了系统、科学的战略布局。
秉承普遍包容的国家安全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息息相关。习近平主席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发展的新特点新目标新任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倡导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理念，坚持互尊互谅、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普遍包容的国家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深化全球安全治理的新探索，也是破解“逆全球化”、开启深度全球化的价值选择，其主旋律必然是“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和合共生”“和平共建”“和谐共享”，为全球安全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了科学指导和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方案。
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当今世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横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持续蔓延，国际社会面临“和平赤字”的巨大挑战。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提倡公平公正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各国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通过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及时回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命题。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面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的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中国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主张尊重各国安全与发展诉求，坚持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和文明交流等和平方式实现共同安全，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中国始终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动能，在气候、反恐、核安全、外空、极地等领域作出新贡献。“新安全观”打破了“国强必霸”的旧时代逻辑，实现了对西方排他性安全观和霸权稳定论的超越，指明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正确前进方向。
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当前全球安全治理机遇与挑战并存，外交的价值基点不应是以地缘政治军事力量对比为主要考量的“结盟外交”与分裂对抗，而是以“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为主要考量的超越冷战思维的“伙伴外交”与全面合作。新时代，中国将始终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维护国际共同安全，不断推动全球安全合作迈上新台阶，与各国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挥制度优势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文|李河新 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李静 中国文化研究会创新文化委员会主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要实现这一目标，在今后的15年里就要集中力量、精准施策，坚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最根本的是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发挥制度优势为核心技术创新夯实基础
表面上看，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获得一大批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实质其实是各行各业管理水平的大幅提高，是科技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性提升。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不仅需要意志、信心和勇气，更需要知识、智慧和思想。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科学技术形态表现出来的知识和智慧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最具革命意义的巨大力量。当今时代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普遍具有规模巨大、要素众多、结构复杂、功能多元、联系多样的特点，对它们的认识和创造都不是凭借人类自身的观察器官和肢体器官所能完成，必须依靠极其复杂的人工中介系统或人工智能系统，而这些系统都是最新高科技知识的复杂集成。学习、掌握和运用当代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强有力的社会运行机制。国家掌握和支配着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这一巨量资本可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根据科技创新的特点，去支持那些投资规模大、投入周期长、投资风险高而直接经济效益低但符合产业和国家发展公共需要和民族发展长期需要的领域和项目。这将从根本上保障国家战略科技事业的发展和战略科技力量的积累，为创新驱动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保障。此外，政府还具有重大创新活动的规划、组织、配置、协调能力，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动员力量，集中资源，举办市场力量难以完成的大事、难事。
有中国特色创新理论的引领和支撑。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总结概括了创新的基本规律和运行模式，创立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用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创新理论与方法体系，为新时代创新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装和方法支撑。
有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的新型举国体制。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力系统的要素众多和联系极度复杂，这对生产、科研、教育、服务等相关方面的协作配合提出了极高要求。在这种要求面前，需要组织和动员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力量。独具特色的中国新型举国体制则能够形成国家规模的资源组织和活动组织能力，以完成大系统甚至超大系统的建设和运行，有力保障和服务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
精准施策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把独特优势转化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现实力量和资源条件，关键要精准施策，切实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第一，开展中国特色创新理论和方法宣传教育。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就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入学习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与方法，以这种理论和方法武装人们的头脑。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特色创新理论和人民群众创新实践相互结合的过程。通过系统全面长期的创新理论宣传和推广工作，才能把创新理论转变为人民群众认识创新，推动创新的思想武器，转变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转变为关键核心技术成果。真正使创新成为人们的行为模式、生活态度、文化氛围。
第二，组织开展创新人才教育培训工作。创新人才具有的创新能力必须经过专业训练，这种培训要根据各人的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确定培训内容和形式。行政管理干部培训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创新理论、区域创新体系设计和建设等相关理论。社会微观主体高级管理干部培训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创新理论和微观系统创新发展模式培育等相关理论与实践。微观主体中的业务管理人员和科技干部是具体对象创新的操作者和实践者，对他们的培训是全部创新培训的关键，培训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创新理论和科技创新的技术方法与实践等。
第三，开展社会微观主体创新发展模式培育工作。社会微观主体的创新发展模式是指以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为核心的创新资源集聚所形成的创新平台机构和机构运行规则，它是创新的物质载体和机制保障。微观主体主要包括工商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实施微观主体创新发展模式培育工程，重点是建设和培育适应各主体自身特点的创新人才团队、创新设备硬件系统、具有主体特色的创新数据库、创新平台的结构、功能、职责设计、创新机构的运行规则、工作评价标准和奖惩条例等。
第四，切实开展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工作。要使每一个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都能及时得到社会公共资源的支持和配合，还要组织和实施区域创新体系设计和建设工作。区域创新体系是指在一个空间内形成的以提高创新效能、推动创新发展为目标的创新推动、创新支持、创新服务资源、政策制度体系。它不但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战略方向引导和公共资源支撑服务，同时更将全面打破各种主体的部门、行业、领域、区域及所有制身份、背景、规模的区别和藩篱，实现彻底的对内开放，挖掘、解放和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创新、服务创新、支持创新，这必将极大地提高全社会的创新资源效能，支持和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
刘 英：RCEP助推我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开启规则制定新时代
2020年11月15日，经过8年长跑，31轮谈判，RCEP终于签署落地，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自此诞生。在新冠疫情暴发冲击导致全球“大封锁”，贸易保护主义仍甚嚣尘上之际，RCEP的成功签署不仅有助于我国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促进双循环发展战略实施，而且有力推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了新动力。
长远来看，作为全球最大自贸区协定，RCEP的签署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世界经济贸易中心将在原来欧盟、北美两极之外，新增加发展潜力巨大的亚大第三极，将在全球形成美洲、欧洲和亚大三大经济贸易中心，世界经贸和财富中心由此也将不可避免地转向亚洲地区。
RCEP作为全球最大自贸协定的意义
RCEP由东盟十国首先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个对话伙伴国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协定谈判从2012年11月启动到2019年11月4日，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宣布15个成员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将启动法律文本审核工作，印度因“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暂未加入协定。
RCEP涵盖了从关税降低到降低非关税壁垒，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便利化，从金融到电信，从贸易到投资，从原产地规则到贸易便利化，从知识产权到争端解决，从中小企业到经济技术合作等多达20 个章节。
RCEP将推动世界经济新中心的诞生。除了北美和欧洲之外，以RCEP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增长极将迅速崛起。刨除印度之后，RCEP 成为截至目前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经济体量最大、贸易规模最大、自贸伙伴最多元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各自贸伙伴国带来巨大经济贸易增长空间。以汽车为例， RCEP生效后，韩国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汽车零部件关税有望从目前的40%降为零。而作为全球产销第一大国，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将从中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RCEP有助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近年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在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大封锁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冲击，并有缩短的发展趋势，而RCEP的签署，有助于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开放与稳定，有助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效和韧性。
RCEP将给各国带来自由贸易的红利。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开放、包容、多元的RCEP不仅可以增进15国相互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且多元化的RCEP还有助于发挥产业互补优势，提升产业内贸易水平和各国经贸水平，同时降低关税所带来的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还将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RCEP所有成员国的经济增长。
RCEP突出了全面、现代、高质量、互惠四大特征
RCEP15个成员国囊括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主要国家，是全球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2019年，RCEP15国总人口达22.7亿，GDP规模达26万亿美元，出口总额达5.2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总量约30%。RCEP自贸区的建成意味着全球约1/3的经济体量将形成一体化大市场，这将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一是RCEP是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具备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特征,RCEP协定共计20个章节，内容全面，不仅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而且包括投资、原产地规则、经济技术合作等，是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
二是RCEP是现代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不仅包括电子商务，而且包括跨境电子商务，不仅包含知识产权章节，而且还有竞争政策甚至争端解决内容，还包括了政府采购等现代化议题，涵盖了现代自贸协定的章节，超出传统自贸协定的范畴。
三是RCEP是高质量的自贸协定。在货物贸易方面，整体开放水平达到90%以上，承诺立即降低至零关税或十年内降至零关税。在投资方面，用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投资准入谈判。RCEP涵盖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投资到竞争，从知识产权到经济技术合作，从政府采购到电子商务，不仅超出了15个伙伴国原来10+1自贸协定水平，而且超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范围，使得RCEP成为高质量的自贸协定。
四是RCEP是包容的互利互惠的自贸协定。老挝、缅甸和文莱对RCEP内的外贸在90%左右，而中国则在30%以内，RCEP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领域方面都实现了利益平衡，包括贸易救济，特别是纳入了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规定，给予了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不发达国家一些过渡期的安排，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
与美加墨和欧盟相比RCEP优势显著
从货物服务自由贸易看，RCEP 在货物和服务贸易额方面分别占全球约30%，GDP规模分别高出美加墨和欧盟经济规模的1.7和7.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额占比高出美加墨11.8 个百分点。协定签署后，将在2025 年提升区域贸易出口10个百分点，这将加速东亚及大洋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货物服务贸易创造，为区域经济和贸易增长注入新动力。
从资金自由流动看，RCEP的签署将加速区域内资金的自由流动。从FDI净流入的规模看，RCEP域内15国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承载地区。截至2018年，RCEP域内15国的FDI净流入占全球净流入的比重为38.3%，超出了美加墨10个百分点。RCEP的签署将加速资金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助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本币区域化和国际化。
从自然人流动来看，RCEP域内15国不仅有文化的比较优势，而且有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优势。截至2018年，RCEP域内15国人口占全球的30%，分别超出欧盟及美加墨各23个百分点。不仅如此，RCEP15国还拥有年轻的人口结构，截至2018年15至64岁劳动人口占全球的32%，分别高出欧盟及美加墨区域25个百分点及18个百分点。RCEP的签署也将促进人员的流动，会提升区域贸易和经济的创造效应。
RCEP给个人带来多重利好
作为史上最大的自贸协定,RCEP建立起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区域经济伙伴关系。RCEP 的落地，对于每个个人也带来多重重大利好，今后中国公民到包括东盟十国和中日韩澳新各国的旅游、购物、投资兴业都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便利。作为高质量的自贸协定,RCEP能够促进域内产品、服务、资金、人员等的流动和往来。
RCEP带来更多投资和贸易机遇。RCEP生效后，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最终将实现零关税，特别是RCEP首次在中日和日韩之间建立了零关税协定安排，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也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发展潜力。RCEP不仅让货物通关更快捷，加强了域内经贸合作，而且有助于提升域内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度和现代化水平，同时进一步增加个人在15国内部的商务、投资往来的机会。
RCEP给予自然人临时移动的便捷规定。让短期流动更便捷，这推动了RCEP内部的人员往来和互联互通。RCEP将承诺适用范围扩展至服务提供者以外的投资者、随行配偶及家属等协定下所有可能跨境流动的自然人类别，各方承诺对于域内各国投资者、公司内部流动人员、合同服务提供者、随行配偶及家属等各类商业人员，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获得一定的居留期限，享受签证便利，开展各种贸易投资活动，其总体水平均基本超过各成员在现有自贸协定缔约实践中的承诺水平。
RCEP让各国之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更加自由化和便利化。这有助于增强各国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往来。在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上，15方均作出了高于各自“10+1”自贸协定水平的开放承诺。中方服务贸易开放承诺达到自贸协定的最高水平，承诺服务部门数量在入世承诺100个部门基础上，新增研发、管理咨询、制造服务业、空运等22个部门，提高了金融、法律、建筑、海运等37个部门的承诺水平。其他成员在中方重点关注的建筑、医疗、房地产、金融、运输等服务部门也都作出了高水平开放承诺。这给个人在医疗、房地产、金融等方面都带来机会。
不仅如此，RCEP的15方均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5个非服务业领域投资作出较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在区域内创造了自由、便利和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以增加各方间的及个人的投资机会，提升投资的促进、保护、便利化和自由化。
RCEP助推我国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
RCEP开启我国制度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我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总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来自RCEP的实际投资也占我国实际吸引外资额的10%以上。RCEP的签署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RECP 统一大市场，这将提升我国与RCEP 成员国的国际贸易额和投资往来， 推升我国双循环发展战略，并将使我国对外开放更加全面深入多元，有助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体制。
RCEP是区域乃至经贸规则的整合器。当前全球呈现意大利面碗效应的碎片化态势，RCEP的签署则起到整合器的作用，不仅整合了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多个“10+1”自贸协定，而且整合中、日、韩、澳、新西兰5国之间已有的多对自贸伙伴关系，更在中日和日韩间建立起了新的自贸伙伴关系。RCEP通过采用区域累积的原产地规则，深化了域内产业链和价值链，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RCEP用新技术推动海关便利化，促进跨境电商以及新型跨境物流发展，这不仅有助于稳固RCEP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地位，而且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RCEP采用负面清单推进投资自由化，提升了投资政策透明度，都将促进区域内经贸规则的优化和整合。
RCEP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的经贸规则制定权。RCEP签署后,我国与RCEP国家将保持90%产品零关税，这有助于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加速我国自贸区战略实施。在此之前，我国已建设成了19个自贸区26个自贸伙伴，RCEP 的签署使我国向着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更前进了一大步。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加速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落地，并尽早开启中欧自贸协定的谈判。这必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权。
从RCEP到CPTPP，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权逐步提升
继我国外交和商务部表达对CPTPP持开放态度后，日前习近平主席明确表达了考虑积极加入CPTPP，而这一措辞转变实际上是我国加入CPTPP从态度到行动的转变。CPTPP从TPP产生，TPP原来由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智利、文莱、新加坡、新西兰于2005年发起，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加入， 2009年美国加入并主导12国谈判,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上台之后就退出TPP，日本带领其他11个国家继续谈判并与2018年达成了CPTPP。相比TPP，CPTPP减少了1/3的内容，特别是与美国较难达成的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部分内容被冻结。
伴随拜登上台后回归多边组织，规则制定将成为国际经贸的必争之地，我们必须强化自己在国际规则上的制定权。同时还要注意的是，拜登上台后有可能加入CPTPP，作为比RCEP更为充分的自贸区,一旦美国加入,则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CPTPP都将赶超RCEP,而美国一旦加入还可能进一步谋求重启TPP,对此中国也应做好应对，包括积极加入CPTPP,并最终为全球向着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长期目标而努力。
相比RCEP，CPTPP涵盖30个章节，覆盖范围更广阔，包括环境、劳动、金融与电信，国有企业等范围，且开放水平更高，零关税提高达到95%以上。从参与推动成立全球最大自贸协定RCEP开始，我国已经步入了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高标准对外开放的新发展格局，而加入CPTPP也是我国加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发展方略。如加入CPTPP，我国签署的自贸协定将达到20个，涉及30个自贸伙伴。加入CPTPP不仅是提高我国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重要路径，也是我国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网络的实际行动，彰显出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推进经济全球化、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信心与务实行动。
在达成全球最大自贸区RCEP 的基础上，再加入CPTPP，将为中国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一是让中国进一步步入全球规则制定阶段。二是CPTPP与RCEP相结合能够推进FTAAP的达成,对于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有巨大帮助，也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三是或将有利于缓和中美关系。拜登上台后将对特朗普的一系列退群行为进行修正,他会秉持自由贸易，坚持多边主义，甚至可能会结束关税战，如果美国也加入CPTPP,必然有助于缓和中美关系，甚至加强中美经贸各领域发展，这无疑对中美两国和世界都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而从RCEP到加入CPTPP也存在三大挑战。一是需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CPTPP相对来说是更为高级的自贸协定，无论是在范围还是深度上都要求更高，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关税的降低。二是对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出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这需要我国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对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出更多要求，对我国参与包括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数字货币等在内的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提出了现实挑战。在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对外开放步入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的同时，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权也要更高要求。三是将倒逼全面深化改革，CPTPP不仅涵盖贸易与投资，金融与电信，而且还增加了国有企业、劳动和环境等章节，这需要我们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更多接入国际多边贸易规则框架之内，而这本身也是我国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
刘金瑞：长三角小餐饮治理的借鉴意义
文 | 刘金瑞 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持续深化食品经营领域的“放管服”改革，沪苏浙皖四地联合印发《2019年长三角食品安全区域合作工作计划》等文件，推动区域食品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积极探索小餐饮登记备案、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等制度，为小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
小餐饮等小微业态在满足民生需求、生产地方特色食品、扩大就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因自身条件所限，有些无法达到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安全条件。食品安全法明确授权地方对小餐饮等小微业态管理作出符合地方实际的规定，并未要求其必须获得食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只是要求应当符合“与其生产经营规模、条件相适应的食品安全要求”，这为地方探索小餐饮登记备案改革提供了法律基础。
长期以来，很多小餐饮即使具备食品安全卫生条件，但因房屋权属、占地面积、位置等非食品安全因素仍然面临“办照难”“准入门槛高”等经营难题。长三角各地因地制宜采取创新举措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早在2017年1月，《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就明确对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要求但因房屋性质等原因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临时备案管理，同年11月新修订的《上海市网络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临时备案的小餐饮可以从事网络经营。
2020年1月，《上海市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备案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重申了小餐饮可以入网经营，并且规定办理临时备案的小型餐饮商户无须营业执照前置。在长三角地区，安徽修订《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浙江实现“三小”行业“多证合一”改革，江苏通过关于加强小餐饮管理的决定，都推进了小餐饮登记备案改革，允许小餐饮经备案后从事网络经营服务，极大减轻了小餐饮的经营负担。允许入网经营，拓展了小餐饮服务区域和网络运营新模式，在便利附近居民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为小餐饮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除此之外，长三角地区还持续探索出台行政违法行为“轻微免罚”“首违免罚清单”等制度，这为很多新设不久、合规意识和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改错、纠错的机会，很多小餐饮商户成为“免罚”的受益者。
需要指出的是，降低准入门槛，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长三角地区在采用“宽进”便民政策的同时，也加强了事中事后“严管”措施。上海在实施临时备案的同时，建立了违规小餐饮的退出机制和惩戒机制，引导小餐饮规范发展。浙江则规定监管部门要在小餐饮备案登记后的一个月内，对其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此外还通过抽样检验、信用惩戒、智慧餐饮监管等多种创新手段加强了监管。
长三角地区在小餐饮登记备案、入网经营、轻微违法免罚等方面的探索，解决了小餐饮长期面临的准入难题，保障了餐饮业态的多样发展。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也实现了食品安全与行业监管的双提升，是“放管服”改革中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集中体现，为全国其他区域小餐饮治理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王青：建立扩大内需有效制度的导向与思路
文 | 王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对冲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这为新发展阶段更好发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作用、畅通国内大循环，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面向未来，需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瞄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加快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以改善民生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有力支撑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要加快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可从几方面出发更好把握这一问题。
首先，从扩大内需的目的来分析。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们习惯运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对经济形势进行短期分析。这一分析框架将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看作相对独立的部分，这很容易割裂投资和消费的有机联系。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突出，这使消费更多被视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回顾过去，在经济形势较好时，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而在经济形势不如预期时，大家则期待消费能发挥“补位”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别是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个“好成绩”正是基于我们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依托强大国内市场，不断激发内需潜力，持续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持续扩大内需，除了要提高投资效率和继续扩大消费，更要强化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互为牵引、互为支撑的有机联系，这些都要建立在构建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的基础上。
其次，从扩大内需的手段来分析。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总结，我国在投资和出口领域，都已建立起相对完备的政策体系。而对于扩大消费，自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沿着从食品纺织到家电，再到住房、汽车、服务的排浪式发展轨道前行。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商品消费需求旺盛的发展阶段，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较少出现。因此，成体系的和长效的促消费政策尚不完善。只是在经济出现回落时，才会针对特定的商品类别和城乡区域，实施一些短期刺激政策，比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这些短期刺激政策大多是在给定的供给条件下实施的，甚至是促进现有商品的消费，具有一定的透支后期消费等副作用。
当前，我们在新形势下提出扩大内需，更加强调建立完整的内需体系，更加强调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更加明确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扩大内需已不是解决短期经济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着眼中长期和经济发展全局的长久之策。新形势下，消费要具有持续创新和扩张的能力，投资则动态顺应消费变革大趋势、适应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要求，内需才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再次，从扩大内需面临的堵点和障碍来分析。随着我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居民消费进入了新一轮升级变革期，个性化、多元化、多层次的品质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难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这不仅影响了内需对国民经济增长发挥应有贡献，而且造成了大量升级消费的流失。
目前，我国在提升政府投资和公共支出效率、优化税收体系、服务业改革开放、构建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促进产品业态商业模式创新、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短板和堵点，特别是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需要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才能不断消除制度瓶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步伐。
明确对扩大内需制度有效性的判断依据
简而言之，能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起到支撑和促进作用，是衡量扩大内需制度有效性的主要依据。进一步看，有效的扩大内需制度需要在以下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是能够持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有效增进民生福祉。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必须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是否有效改善投资效率和供给质量，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是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是衡量扩大内需制度有效性的评价标尺。
二是能够日益增强系统性和协调性，有效促进投资消费的良性循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必然要求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积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短期和长期、国内和国外的关系。有效的扩大内需制度，必须协调好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形成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协调互动和良性循环，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三是能够不断巩固提升强大国内市场的能级。持续保持和增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巩固提升强大国内市场能级，是保障扩大内需可持续性的基本前提。不断促进消费创新、激发新消费，持续扩大既有消费市场规模，形成多元化、多样性的消费格局，是强化创新驱动、扩大有效投资的基础。有效的扩大内需制度，必须要形成促进内需持续扩大的长效机制，使内需具有持久和强劲的增长动力，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过程。
四是能够有力通堵点、补短板、强弱项，有效畅通国内大循环。面对影响居民消费持续升级、投资效率稳步提升的诸多问题或障碍，把通堵点、补短板、强弱项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有效的扩大内需制度应不断夯实内需发展的支撑体系和制度环境，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促进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进一步打开内需空间，使国内大循环更加通畅。
把扩大内需各项工作全面推向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一重要论述为把扩大内需各项工作全面推向新高度提供了重要遵循。
第一，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和全面贯彻的基本方略。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工作中，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各项工作始终在正确的指引下进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在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同时，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还要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二，要加快实现从经济导向转为民生导向。扩大内需的目的和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在新发展阶段，扩大内需各项工作需更好转向民生导向，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应急安全等民生领域进一步拓展。
第三，在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改善供给质量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需求侧管理，着力消除制约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障碍。在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姚洋：中国创新发展的优势和挑战
文|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题记：2020年12月4日下午，北大国发院联合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在深圳举办【朗润·格政】第149期暨“中国经济的远景与挑战”专题第三场活动。活动邀请到多位优秀学者，基于国发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作的《中国2049》研究报告及图书专著，聚焦国际变局与中国的创新发展，解析其中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必要的改革与布局。本次深圳站活动，也是首场研讨老龄化与国企改革，第二场聚焦气候、环境与能源之后，“中国经济的远景和挑战”专题系列活动的最后一站。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在本场活动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中国2049》报告由北大国发院和美国最大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共同合作完成。北大国发院作为中国高校智库的领军者和国家高端智库的杰出代表，有责任以开放的眼光研究中国重大且长远的战略问题。布鲁金斯学会是全球最顶尖的智库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跨越美国两党的智库。尽管中美关系在过去两年间不断恶化，但是两国两所著名智库之间还能携手就中国发展的长期问题共同研究并出版这样一本书，恰恰说明两国之间仍有合作的空间。这本书的英文版今年初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今年夏天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在此想和大家探讨，中国在未来三十年里在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优势，同时又面临哪些挑战。
现代化强国的标准
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建国一百年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首先需要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标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有多种，最低的是世界银行所界定的人均一万两千六百美元，这个标准太低，仅仅是超过了世界平均收入，我国应该很快就会达到。我认为，更合适的指标是现在OECD国家的最低收入水平，大致相当于达到美国目前人均收入的一半，我们才算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个标准也许还有不少人觉得低，但事实上，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全世界收入水平能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不到40个，包括OECD国家和一些石油生产国，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如果在未来三十年平均增速达到3.7%，就可以实现收入水平超过美国的一半，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的两倍。如果按照未来的名义量计算，届时中国的GDP总量将远远超过美国的两倍。这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基于收入角度的一个关键性指标。
为达到这个指标，我国需要保持每年平均3.7%的增长，这看似是一个比较低的速度，但事实上也并不容易达到。重要原因是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在下降，同时资本折旧在增加，很多基础设施需要翻修。美国的储蓄率也不低，国民总储蓄率将近20%，但是一半的储蓄都被用在修桥补路方面，同样的，中国的折旧率也会提高。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赖于科技创新。能否保持科技创新的速度是一个关键。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效率的综合性指标，根据计算，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基本上能够达到3.5%到4%的增长速度，这是相当快的，但要稳定在这个速度并不容易。以后我们更多地要靠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的“拿来主义”，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创新发展的常规优势
中国进行创新的优势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也是经济学家公认的优势，就是储蓄、投资，以及人力资本。很多人问，一个科研单位或一所大学怎么才能办好？怎么才能留住人才？我的回答总是很简单：对人才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
对于当前的中国，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两点：资金和人才。在这两方面，中国目前正在形成优势。
在资金方面，中国的储蓄率虽然下降，从以前的超过50%到现在的45%，但仍然属于高水平。我估计储蓄率还会下降，但不会降得那么快，未来二三十年也许会到35%，但仍然非常高。
有了这样的储蓄，我们才有科研投入的资金。我国科研投入的现状是R&D投入占GDP总量的2.2%，即2.2万亿。这个量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二，排世界第二，而排在第三的日本R&D投入总量只有我们的一半。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科技进步慢，但可能是比较对象有问题，把中国和美国直接对比，或者和欧洲科研最好的国家德国比。这样对比，当然我们还有差距。但如果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比，中国做得非常好。在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方面，我们超过了很多南欧国家的水平。今后我国这一比例还会提高。
在人力资本方面，我国每年有大学毕业生八百万，这个数据包括专科，仅看四年制的本科毕业生也有四百多万。这是不得了的数字，相当于十年就能超过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数量。高智商人才在人口中的分布，其实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都是基本差不多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会有更多的天才被发现。
同时，我国的教育质量越来越高。根据数据，二十多岁人群的教育回报率是四五十岁人群的两倍，说明教育质量在提高。所以，在人力资本方面我们不用担心，这是我们的常规优势。
中国创新发展的独到优势
在创新方面，中国还拥有其他国家没有的独到优势。
第一是大国优势。中国是巨型国家，很多人忽视了这个优势，总说我们大而不强。其实，大就是强。反映在科技创新方面，大国就有大市场，绝对的好处是很容易摊薄科技创新的成本。科技创新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小国要做就很难，要靠其他国家摊薄成本，但中国可以自己内循环。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发展得这么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内的巨大市场摊薄了创新的成本。
另一个与大国相关的优势是我国的产业体系完整。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工业目录上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我们此次会议在深圳举办，就以深圳为例。按我的预测，深圳短则二十年，长则三十年，可能会替代美国的硅谷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深圳的制造优势是硅谷没有的，在深圳想生产一个样品，几天就能做出来样品，甚至大规模生产，这在别的国家不可能。这也是我们在创新方面的独到优势。
中国还有一个独特而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勤劳的人民。中国人在谈论科技创新时内心有焦虑，因为我们对富裕美好生活心怀向往，这种内驱力是促使我们不断进步的强劲动力。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很多新的计划，其中有两项对于我国的创新发展尤其有帮助，一个是新型城市化，一个是绿色发展。
新型城市化和以前的城市化不同，将围绕几个中心城市打造城市化区域，未来全国60%-70%的人口会集中在这些区域中。这种发展会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注入强大的活力。
绿色发展要求企业采取更好的环保措施，对于企业来说需要付出成本，可是它也是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手段。同时，大家经常忽视的一点是，绿色发展会创造一个巨大的产业——环保产业。运用了环保产业的企业虽然付出了成本，但该成本没有流失，而是由环保技术企业获得。环保技术企业用技术人员和高级工人创造收入，收入会再回到经济里头，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创新发展的三大挑战
当然，中国的创新发展还面临很多很严峻的挑战，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是我认为我国未来必须面对的。
第一个挑战是变化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如何管控和美国的竞争。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我们已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和美国只谈合作不谈竞争。我个人觉得，很多人仍然对于和美国合作抱有期待，致使一些政策的调整不及时、不到位。其实，中美的合作可能性在不断下降，越来越小。这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处理好的一种竞争关系，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来管控这种竞争，
第二个挑战是国企和金融市场。国企追求产量目标，不太追求盈利，因为国企的资金太便宜，永远可以向银行要贷款。这一点对民企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是我国国企的根本性问题，通过机制来改变的难度非常大。
这也和我国整个金融市场高度相关。2018、2019年的“去杠杆”整顿了金融体系。整顿是必要的，特别是P2P搞资金池，扰乱了金融秩序，使得金融风险太高，但是我们也要对“去杠杆”的负面影响进行反思。始于2012年的通过影子银行所进行的利率市场化基本上被一笔勾销，并且在“去杠杆”最高峰的时候我国直接金融只剩下5%。所以最近刘鹤副总理发表文章，其中有一条提到要增加直接金融的比例，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去杠杆”之后怎么找到金融监管的新的平衡点，把直接金融做上去，把银行的国企偏好彻底堵死。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资源浪费还会持续下去。
以前我国经济的体量大，增量也大，虽然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但由于经济体量和增量都够大，浪费的部分容易被掩盖住，但以后要更多地依靠创新，这离不开对资源更集约化、更有效率的配置。如果大量资金仍旧被国企浪费在一些与创新不兼容的地方，会对我国的创新发展构成致命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以前我们认为老龄化的挑战主要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事实并非如此。《中国2049》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章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发现，由于AI和自动化的发展，未来劳动力在供给方面的挑战并不大，甚至有可能AI和自动化替代的劳动力会超过由于老龄化而减少的劳动力数量。
还有人认为老龄化会使整个需求降低。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未富先老”现象反倒成为一个利好，因为我们还没有富裕起来，所以大量人口要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这自然就会提高消费。所以老龄化对需求也基本不构成挑战。
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社保，并且这一挑战马上就会到来。1962-1976年是中国的“婴儿潮”，这期间出生的人正走向退休，退休潮会持续十到十五年时间。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体制和医疗体制基本上不可能支撑这一大批人的退休，因为现在的社保基本上是现收现付，虽然有养老金个人帐户，但形同虚设。
日本正面临这个问题。日本政府的负债率是GDP的350%，迟早有一天，日本政府会不得不让政府债券作废，因为他们无法支付。别的国家还可以靠通货膨胀把负债冲销掉，但日本是通货紧缩，物价在降低，政府的实际负债还在上升。
我国如何应对老龄化在社保方面的挑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十四五提出要延迟退休年龄，这可能只是第一步，接下去还需要很多措施才能平稳渡过“银发潮”，这方面的挑战极其严峻。
总而言之，我们既要对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抱有信心，同时也不能忽视未来创新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易纲：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文|易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为做好新时代中央银行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夯实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战略支撑。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成立，1984年起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央银行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全面深刻概括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货币是金融的根基，中央银行负责调节货币总闸门。因此，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中央银行对货币管理得好，就能够发挥出货币跨时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央银行对货币管理得不好，不是出现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就是发生信用收缩，甚至造成经济金融危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但仍不够成熟、定型，需要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一段时间以来，金融风险成为重大风险之一，其形成和我国中央银行制度还不完全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体现为货币政策易松难紧，政策传导效率存在体制机制性梗阻，中央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统筹监管不足等问题。当前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需要以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为重要支撑，既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又防止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我国现代化进程顺利推进，维护国家安全。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应对国际中央银行制度演变挑战的必然要求。从国际中央银行制度演变历史看，最初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向政府融资，后来转为专门管理货币，并逐步建立起通过调节货币和利率维护币值稳定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20世纪70年代全球中央银行开始重视充分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又关注金融稳定和国际协调合作。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不再向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而是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一直以维护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比较早地关注了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目标，近年来又重视充分就业目标。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背景下，为应对国际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我们要立足中国国情，对国际中央银行的做法进行科学分析和借鉴，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目标是建立有助于实现币值稳定、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任务的中央银行体制机制，管好货币总闸门，提供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服务，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外部溢出效应，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治理格局。
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包括优化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和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充分就业。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抓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中央银行要实现币值稳定目标，需要以市场化方式对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行为进行调控，前提是中央银行能够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为此，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同时要防止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承担企业信用风险，最终影响人民币信用。
建设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中央银行通过金融基础设施为金融体系和社会提供最基础的金融服务，金融基础设施是中央银行实现四大任务的重要支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的便捷性、联通性、安全性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需要持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结构布局，统一监管标准，确保安全高效运行。
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我们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若干行之有效的处置风险模式，但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突出，市场纪律、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必须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切实履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责任。从事前防范看，一是健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应对金融机构顺周期行为和金融风险跨机构跨市场传染；
二是完善审慎监管基本制度，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使微观审慎监管不留空白；
三是指导行为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从事中处置看，要压实股东、各类债权人、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责任。从事后问责看，要对重大金融风险形成过程中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的责任进行严肃追究和惩戒，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完善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和溢回效应，人民币会以市场化方式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在此背景下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要求我们必须从完善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高度出发，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改革，积极参与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进金融双向开放。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大举措
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有序开展可控试点，健全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完善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健全利率走廊机制，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为中枢波动。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逐步走向市场化，使央行政策利率通过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顺畅传导。破除贷款利率隐形下限，引导金融资源更多配置至小微、民营企业，提高小微、民营企业信贷市场的竞争性，从制度上解决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在宏观层面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以现代化的货币管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引入激励相容机制，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打通金融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三角良性互动；
坚持协调发展，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保持县域金融机构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保持金融体系完整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
坚持开放发展，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各类金融机构平等竞争；
坚持共享发展，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
建立现代金融机构体系。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以强化公司治理为核心，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好服务小微、民营企业。从完善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各类银行公平竞争的银行体系结构。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实施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账管理，提升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改善融资结构，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统筹规划金融业综合统计、反洗钱以及金融市场登记托管、清算结算、支付、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境内外各类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金融基础设施管理体系。
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在金融领域加快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在坚持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持牌经营的前提下，统一准入标准，鼓励各类资本依法平等进入金融行业。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功能，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推动建立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逐步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发挥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在风险识别和监管校准中的积极作用。建立权威高效的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在股东、债权人等依法合规承担损失的前提下，发挥好存款保险基金的处置平台作用，中央银行依法履行好最后贷款人职责。严肃市场纪律，对重大金融风险形成进行问责，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要依法承担责任。
G7能重新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主平台吗？
孙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研究员 王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研究员
付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研究员
当地时间2月19日，G7视频峰会召开，此次峰会是2020年4月视频会议后的首次，由英国首相约翰逊主持。峰会聚焦应对新冠疫情、重振世界经济，以及气候变化等当前最热门的全球治理议题，力图彰显G7在当前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峰会也达成了一系列成果。在应对新冠疫情问题上，约翰逊承诺将捐赠部分英国已订购的疫苗，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疫苗短缺问题，同时将积极推动各国缔结“全球卫生条约”。宣示“美国归来”的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将向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抗疫捐赠20亿美元。
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问题上，峰会发表的声明承诺，将从新冠疫情打击中尽快重建世界经济，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提供帮助，并通过与G20等国际组织的合作，探索“所有可用工具”，推动实施贫穷国家“暂停偿债倡议”和共同框架。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峰会承诺将把应对气变和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作为未来G7工作的重点，根据《巴黎协定》在减缓、适应和融资等方面取得进展，推动实现全球发展的绿色转型。
国际主流舆论普遍认为，美英等国在此时积极提升G7在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其实背后有多重原因。
一是英国作为今年G7峰会的东道主，有意借机彰显自身的存在感和影响力。特别是在英国正式“脱欧”后，约翰逊首相有意借担任G7轮值主席国之机，发挥“全球英国”作用。与往年举行的G7峰会不同，今年英国将年度峰会拆分成线上和线下两个部分，线上峰会在2月举行，而线下峰会计划在6月疫情好转后再举行,以充分展现英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作用”。
二是美国新总统上台后，有意借G7峰会展示西方大国间的团结，以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实际上，自拜登正式入主白宫以来，已先后颁布数十个行政令。在宣示“美国归来”的同时，拜登开始着手修正特朗普时期的内外政策。参加本次G7峰会前，拜登已先后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世卫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用“美国之音”的话说，拜登试图利用此次峰会，以实际行动表明“美国归来”。
三是G20等治理机制作用的下降，客观上为G7重振提供了契机。传统上，G7曾长期引领全球治理，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南北合作、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提供“西方方案”。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G20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但近年来，G20推动全球治理乏力，特别是疫情以来，G20、联合国等众多全球治理机制难以达成共识，应对疫情不力，影响力有所下降，使得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又开始转向自身的小圈子，一度式微的G7又开始重现生机。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逊在6月G7线下峰会还有意邀请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加入，以进一步增强G7峰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此次峰会也更像是G7峰会的率先“对表”，为6月的“扩容”峰会打下基础。
然而，与本次G7视频峰会的自我感觉良好不同，国际社会对G7未来能否重新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的态度普遍较为谨慎。
首先，美欧日等西方大国内部能否再度实现协调一致，仍然存在不小的变数。单从美欧关系上看，尽管拜登上台后多次试图修复双方关系，但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仍存在明显的分歧，特别是美欧在数字贸易上的磨擦至今未能完全消除。
其次，本次G7峰会再谈牵制中国崛起的老调，拜登也声称将把应对“中国挑战”作为加强西方大国内部协作的抓手，而东道主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放言希望G7能更有力地对抗中国、俄罗斯等“制度性竞争对手”。这些都使本次G7峰会带有了明显的大国对抗色彩，也与本次G7峰会所鼓吹的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基调大相径庭。
尤其是，近一段时期以来，G7在南海、东海等涉及中国主权、安全的问题上不断说三道四；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G7越来越有成为西方大国联手对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施压平台的趋势。这些变化不仅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也不符合西方七国自身的利益，也必然使G7成为全球多边治理主平台的可能性大打折扣。
RCEP体现了东亚对于多边主义贸易制度的支持
周晋竹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结束了长达八年的谈判，正式签署协议。至此，涵盖全球29.7%的人口、28.9%的GDP、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安排启航。
东亚地区终于具备了可以抗衡北美和欧盟的制度性安排
在以全球价值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下，全球形成了三大主要的区域性生产网络：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美生产网络，二是以德法为首的欧洲生产网络，三是以中日韩为首的东亚生产网络。一直以来，北美生产网络的统筹安排过去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有《美加墨协定》；
欧洲有区域一体化程度更深的欧盟；
而东亚则是长期处于仅有成熟的、深度交融的生产网络，却无紧密的一体化制度性安排的失衡状态，无论是从贸易往来的制度性成本还是从国际贸易规则的话语权角度来说，东亚都无法和北美、欧洲抗衡。
RCEP的正式签署，结束了东亚地区“活跃的区域内贸易”与“制度安排长期空白”的失衡状态。东亚地区从2004年起就有过各种区域贸易安排的制度设想，其中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和RCEP最为切实。从RCEP开始谈判的2013年起，关于TPP与RCEP孰优孰劣的争论就未停止过。一边是代表着亚太轨道的TPP，以“高质量、严要求、宽覆盖”为特点，寄希望于颠覆以往的国际贸易规则，防止发达经济体投资外流，要创建“21世纪新型的贸易规则”，规范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
另一边是代表着东亚轨道的RCEP，旨在建立“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国际经贸新标准，并考虑参加国的特殊情况，以“同时推进”为原则，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给予特殊的、差别化的安排，同时强调技术支持与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结果显而易见，美国退出TPP，替代方案是在日本的推动下建立了CPTPP；
RCEP则在传统贸易规则的基础上，达成了更为全面、更高质量的协议。未来RCEP正式实施后将降低贸易、投资壁垒，以及成员间经贸往来的制度性成本，有助于形成东亚地区的经贸合力。
RCEP为建立统一大市场提供制度性保障
RCEP的建立同时具备生产基础和市场基础。现有的15个RCEP成员之间经贸投资往来频繁，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共同处于东亚生产网络当中，生产协作紧密；
15个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多元，经济结构互补，既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种资源型发达国家，又有日本这种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也有缅甸、越南这种适宜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不发达国家，还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多元化的成员结构意味着区域内资源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齐全，RCEP的抗风险能力与稳定性会更好。
RCEP的制度性基础也较为扎实。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五个成员均与东盟签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轮辐”效应。RCEP的签订，等于是在已经实施多年的多个FTA基础上，在中日和日韩之间建立了新的自贸伙伴关系，进一步打通了15个成员之间的贸易投资壁垒，形成了统一的区域性大市场，而且是由22.7亿人口、26万亿美元GDP、5.2万亿美元出口总额组建的超大规模一体化市场。这将对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最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我国日益成长的国内市场，也将为区域内其他成员带来更大的市场机遇。
RCEP为区域内供应链优化布局打下基础
RCEP最大的优势之一，是整合了区域内贸易投资规则，有效地降低了因过多的原产地规则相互交叉而形成的“意大利面碗”效应。RCEP采用区域累积的原产地规则，即产品原产地价值成分可在15个成员国构成的区域内进行累积，来自RCEP任何一方的价值成分都会被考虑在内，充分享受RCEP优惠税率，提高协定利用率。
RCEP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约束水平都非常高。15个成员在RCEP所做出的服务贸易承诺均高于原有的“10+1”自贸协定水平。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印尼等7个成员采用负面清单方式承诺，我国等其余8个成员采用正面清单承诺，并将于协定生效后6年内转化为负面清单。我国服务贸易开放承诺达到了已有自贸协定的最高水平，开放的服务部门数量在我国入世承诺约100个部门的基础上，新增了研发、管理咨询、制造业相关服务、空运等22个部门，并提高了金融、法律、建筑、海运等37个部门的承诺水平。15个成员均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5个非服务业领域投资作出较高水平开放承诺，大大提高了各方政策透明度。
RCEP将深化区域产业链协作，优化域内价值链布局，加强区域整体的谈判要价水平。RCEP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方面所做出的高水平承诺，使区域内跨国公司有更大的空间根据生产要素禀赋进行产业布局，降低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将极大地促进区域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和发展。RCEP的建立意味着任何一家区域外企业，只要进入了15个成员中的任何一方，都将在这个大市场内畅通无阻，获得成倍增长的市场和空间。RCEP的建立直接提升了区域内的投资魅力，有助于强化整个区域的谈判能力及对资金的吸引力。
2020年，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生产的被迫中断使大家对全球价值链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人们对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要求由过去的“效率优先”，转向了“安全保障下满足效率”，在这种考量下，供应链结构出现了本地化、近岸化的重构趋势。RCEP的签署恰逢其时。在东亚地区构建统一的制度性经贸安排，不仅提振商业信心，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持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还展现了本区域对开放、包容、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RCEP还将对推动疫后复苏、维持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徐浩然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以权利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对话协商为渠道，以达成共识为方针，以合法决策和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政协会议协商和讨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其形式主要有：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建议；
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直接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和提出建议；
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开展的国内考察调研以及重要外事活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鲜明的非线性动力学特点，其“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性机制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
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要求，明确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责任，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有利于最广泛地实现社会各阶层有序政治参与。公民政治参与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协商民主的政治参与，强调从公民参与到公共决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伴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逐步深入，中国公民不断增强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平等观念和法治观念，推进公民政治参与实现积极性、效能感和质量层次较高水平的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趋势对发展协商民主提出了客观要求，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有效推动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面对决策环境复杂化、利益调整维度扩大化、决策利益相关方多元化、决策知识信息全面化，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迫切要求促进完善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党和国家决策是现代政治的重要一环，推进决策的科学和民主，能够降低不科学和不民主决策带来的不良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如果在人民群众参与方面有所缺失，国家治理的基础资源和依靠就会丧失，人民的广泛政治参与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科学和民主执政的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于赢得政策客体的认同支持以及增强政策合法性有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使各阶层利益共识最大化，最大程度减轻了冲突对抗。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调节利益矛盾提供了社会整合的有效机制。
民主集中制有利于推动公共理性的形成
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原则，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体制机制资源。集中逻辑优先，服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以集中为前提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存在着国家利益，即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协商个体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自觉选择国家利益而调整个人利益，这是协商的逻辑前提。但集中是需要做出理性判断的。即协商只有从理性判断出发，才能尊重集中制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更加倡导公共理性，这是促使公共决策最大限度集中共识的关键。民主集中制原则为这一关键性条件提供了体制机制上的历史基础。
坚持群众路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协商民主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自由、平等、充分的协商和求同存异、理性包容的协商品质。党的群众路线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在推进群众路线过程中，贯彻了公平正义，加强了社会稳定。群众路线将群众问题用协商民主方式进行讨论解决，在和平、和谐、合理解决群众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完善。党和政府工作从群众角度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将协商民主和群众路线结合在一起，既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团结、促进了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同时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从经济特区四十年征程看中国制度优势
文|王夙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政策法规研究所行业改革发展研究室主任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四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40年弹指一瞬，特区的建设者们筚路蓝缕、薪火相承，帮助经济特区在“不惑之年”交出了一份非凡的答卷。特区敢闯敢干，帮助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领域探索出了宝贵的经验。特区不仅发展了自身的经济水平，还将影响力辐射至周边，带动了东部沿海一大片区域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以点提线”的灵活发展方式。
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特区并非中国独有，许多国家都在尝试建设经济特区，但很多特区的成效并不明显，更无法达到中国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的标杆高度。造成这一反差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中国的制度优势无疑是中国经济特区赖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根本原因。
经济特区的设立凸显了中国制度“敢为人先”的行动能力。经济特区制度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经济水平低下。设立特区的想法在制度层面无迹可寻，在理论层面争议颇大。但是，当时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为了摸索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敢于打破既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抱着“向死而生”的态度，毅然设立了经济特区，为中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经济特区的成长映射出中国制度“灵活务实”的进化能力。特区的建设不是简单的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建设经济特区的过程中，曾经诞生过许多理论或实践层面的难题，如“特区是不是租界”“如何看待外资”“住房能否商品化”等。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关键时刻，中国制度发挥出了“灵活”的一面，搁置争论，先全力发展，用成果来证成或证伪上述争议问题。许多因特区发展而产生的争议，最终也被特区的发展带入了历史的洪流之中。中国制度的“灵活”源于其“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一切都根据经济特区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推动特区制度、文化乃至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
经济特区的产业转型展现出中国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经济特区自设立后，一直在驱动经济发展层面展现着强大的动能。然而，2002年，一篇网文引发的“深圳抛弃论”横空出世，从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国企改革、政府效率、治安、城市环境等多方面直指深圳特区发展的积弊，引起舆论关注。笔者以为，不能简单地用“对”或者“不对”来评价上述言论。从更高的站位来看，“抛弃论”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制度赋予了普通公民朴素的“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彼时言论中提到的许多危机或许后来并未出现，但这未尝不是因深圳受到触动而提前将问题克服于无形。正是中国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才能确保经济特区建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始终不被“石头”绊倒。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今年“四十岁”的经济特区更是心思澄净、丝毫不惑，始终铭记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开放、探索治理新路径”的初心与使命。夯实并发挥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必能帮助中国的经济特区再攀高峰。
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 制度先行是关键
董少鹏 证券日报副总编辑，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近日，中国证监会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明确提出“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这是否意味着政策方向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转化”将如何推进？股市行情会不会开启一轮上涨周期？
首先，证监会明确提出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目的在于增强市场活力，壮大民间资本形成机制。
资本市场的突出特点是，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直接选择企业、持有股权份额并依法行权、监督企业运行；
上市公司则通过公开信息披露、股东大会等机制回应投资者的诉求，将经营治理绩效反馈给投资者。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能够较为快捷地获取并消化市场信息，形成双向约束。包括价格约束、诚信约束、资本约束，促进市场资源向优势企业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建立三十年，经过长期摸爬滚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深化改革，基础制度更加完善，市场主体约束明显增强，投资者保护功能更加健全。吸引更大规模的民间资金参与股市投资，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在总融资规模中的比重，时机已经成熟。更多储蓄资金转化为直接投资，既可以提高市场效率，也可以降低商业银行体系的运营风险。而这种转化也将提升民间资本实力，为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对手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是一个长期政策导向，此次提出注入了一些新意。
建立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要把一部分居民储蓄转化为直接投资。参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验，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转型过程也更为平稳顺畅。从我国自身情况来看，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可以显著提升金融体系适配性，通过多层次金融市场服务和产品供给，达到稳定宏观杠杆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事实上，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三十年的过程也已验证了这些基本逻辑。
另一方面，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并不算顺利，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先天不足，主要是基础制度建设存在短板，近些年也反复出现过暴涨暴跌、估值波动过大、长线资金跟不上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等情况。总结起来，一是由于金融证券机构专业服务能力存在不足，为居民提供的投资理财服务存在同质化、短期化、短视化问题，客观上加剧了“炒短风”；
二是鼓励长期投资的政策支持体系不足；
三是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偏弱，甚至存在法律缺失。
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市场建设按照服务实体经济、鼓励长期投资、狠抓基础制度的思路渐次推进，对市场生态进行了重塑，全社会对资本市场的性质、功能、特点和基本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认识，成规模的投机群体得到消减。
进入全新的市场生态，“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这一提法就变得更加务实，转化路径更加稳定。相对于过去曾经出现的“存款大搬家”，新阶段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将更有制度保障，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资本市场投机氛围显著降低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令投资者可选择的标的更多、更丰富了。
第三，要显著提升鼓励长线投资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体系水平。要进一步壮大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的力量，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产品，让普通居民选择“委托机构”的天地更宽。推动储蓄转为投资，并不是要鼓励每个储户都成为股民，而是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种产品和服务，为个体投资者提供转化平台。这需要用好现在的资本市场系统，也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系统。
要加大政策倾斜和引导力度，稳步增加长期业绩导向的机构投资者，通过这样的机构投资者承接储蓄转化来的投资。要完善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鼓励长期投资的会计、审计、财税等基础制度和关键政策，实施梯度税率措施。要进一步拓宽境外投资者进入股票、债券市场的渠道，增强外资参与便利度，以开放促改革。完善对个人投资者长线投资的鼓励政策。
一个有后劲、可持续的资本市场，必然是有长期投资价值、有长线发展理念的市场，是活力迸发、红利频现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年，制度体系显著完善的基础上，将更多储蓄资金转化为资本投资的时代已经来临。要让新形成的资本愿意来、留得住、走得远。
我们相信，在基础制度更加完善、市场主体约束更强、监管执法更加有力的新阶段，随着更多长线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市场有望迎来一个理性成长的新时期，行情稳步上升是可期的。
崔洪建：透视欧洲的中国“制度威胁”幻象
文|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中欧关系在官方层面得以稳定前行，但部分欧洲舆论仍担心中国搞“制度输出”、是“政治威胁”。尽管中方反复强调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不“输出”中国模式，但欧方对中国构成“政治威胁”的认知还很顽固，短期内难以转变。正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欧洲面对中国时的“心贼”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欧洲在破译中国经济成就“密码”时发现了系统性的制度支撑因素。从中欧开启接触到双方成为密不可分的经济伙伴，中国的成长速度和韧性超出欧洲的想象，而且这种成长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即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政治与经济的共振以及个人与群体的互洽。这些特点在欧洲自己对于中国的想象中，都应当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会被逐渐消解掉的“非现代性”，但中国的实践没有按照欧洲的经验和设计发生，这给欧洲带来了强烈的观念和经验冲击：有系统性支撑的中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轨迹一路向前，而无需向西方借道，也无需去邯郸学步。对系统性结构的最简单定义就是政治制度，因此欧洲对中国经济成功的理解开始向“政治成功”拓展，中国正在建立起来的经济竞争优势也开始被视作政治制度的产物。这种变化正在打破欧洲根深蒂固的“非西方民主不能促进经济繁荣”的迷思，前不久默克尔总理曾感慨“中国的政治制度能促成经济成功，因此证明是可行的”，就是这种认识变化的最好体现。
其次是欧洲自身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异己政治形态的偏见，很容易将“不同”导入“竞争”。中欧之间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竞争甚至对抗，这对于多民族共处、追求“和而不同”的中国来说不难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从帝国崩解和殖民地失败的历史中走出来的欧洲来说，有些难以接受。信奉一个上帝、认同单一“民族—国家”结构的欧洲，实际上能接受的是“同而后和”。这种历史经验和政治现状之间的差异让中欧之间在普世价值、共同价值、单一规则还是规则对接；
相向而行还是“向我靠拢”之间不断出现争论。至于对异己政治形态的认识，更浅薄一些的欧洲舆论只要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冷战时期的东欧历史之间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能让普通欧洲民众很快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会将欧洲带回到“不堪回首的过去”，因此“制度竞争”难免。
再次是在内外挑战增多的背景下，欧洲难免出现“制度不自信”。从冷战结束至今，欧洲的自信心经历了一个剧烈的跌宕。本世纪初，作为冷战“胜利者”的西欧在接受大部分东欧地盘时，眼里看到的是一马平川，心里想到的是“塑造一个更美好世界”，自信满满。但欧元区债务危机让欧洲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接踵而至的安全、难民和疫情危机更让欧洲元气大伤。剧烈的失衡感和失重感让欧洲民众和精英对长期信奉的价值和拥护的制度都产生了质疑，改革诉求、民粹主张和保守意识同时发作并且相互交织。但在欧洲复杂的政治权力体系和分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中，改革又有诸多羁绊，注定举步维艰。欧洲显露颓势与中国展示活力恰好同期同框，难免不让欧洲生出今非昔比的不自信感，也更容易把中欧关系的竞争面放大，并上升到“中国所得即欧洲所失”“中国得志欧洲失意”这样的竞争性和对抗性逻辑。
最后是在时代和格局的急剧变化中，欧洲的仓促应对和政治投机可能会犯下“病急乱投医”的错误。欧洲不愿在中美竞争中失去自我，但也还没有能力在中美竞争中站稳脚跟，“不愿”和“不能”之间的矛盾让欧洲备受煎熬。为了让自己舒服一些，欧洲倾向于将在政治上和美国结盟、在经济上和中国做伴作为应对“乱世”的生存策略。为了让这一生存策略奏效，欧洲自然要刻意在政治上和中国拉开并保持距离，要制造出更多“中国政治威胁”的幻象和说辞，否则难以取信于美国，也难免招来美国更多的虐待。但欧洲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并不愿意让欧洲用“政治忠诚”来换取“生存和发展空间”，美国正在动用所有手段来逼迫欧洲全面倒向自己，否则一些欧洲国家在5G问题上表态后，美国就没有必要拿全球供应链开刀了；
在伊核问题上，也就没有必要在退出协议后，还要高调制裁伊朗并且逼欧洲让步了；
在让“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搁浅在最后100公里后，也就没有必要还置欧洲能源安全于不顾而追加制裁了。单边霸凌就是单边霸凌，它并不区分亲疏远近，也不看重“政治忠诚”。
无论世事时局如何变化，欧洲应该想清楚的是，在过往的经验中是如何与中国相处的，双方又是如何在务实合作中尽力维护对彼此的积极认知的，如何在避免政治分歧扩大的前提下做大共同利益的，这些宝贵经验在世事无常的今天，依然是能确保中欧和平共处、开放合作的黄金法则。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筑城市竞争新优势
1月4日上午，新年首个工作日，湖北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发布《关于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此次大会，以主动作为、奋发有为的政治担当，以全面对标国际国内一流的追求，打响了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的“发令枪”。 近年来，从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竞争新优势，再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优化营商环境的顶层设计不断出台。好的营商环境有多重要，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培育之土，是市场主体的生命之氧，就像阳光和水，一个都不能少。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资金、项目“择良木而栖”，企业家和人才都是用脚投票。好的营商环境，就是集聚各类要素的“强磁场”，就是更持久的竞争力和生产力。 当前，疫情仍在持续，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湖北以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制度供给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让更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活下来、留得住、发展好，不断增强市场信心、社会信心和企业信心，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优化营商环境的“湖北典型经验”在复制推广。从武汉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跨境贸易便利化再升级，到襄阳市的“金三条”即组建破产审判专业团队，探索破产案件集中办理；
推进准入准营 “一照通”改革；
推出信用修复“三服务”，提升企业信用意识。从黄冈市推行破产债权争议诉讼收费“100”，提升办理破产质效，到宜昌市“1300”创业担保贷款模式激发创新创业潜能。从鄂州市推进税收退库“即办、即退、即到账”，到房县创新“大证管小证，一证管多坊”小作坊监管模式等等，无不体现了湖北在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奋力使其成为湖北疫后重振、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化环境最能聚人聚财、最有利于发展”。法治既是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也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除了用“店小二”精神改善营商环境，还要用“硬杠杠”法规保障公平竞争，建立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改革推动，以法治护航，持续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下大力气、啃硬骨头，瞄准企业投资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难点”，出台更多实实在在的举措，让各类企业在市场中如鱼得水、充满活力，这样中国经济才会迸发勃勃生机永远向前。
党员干部要当好社区治理的“引路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会议指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社区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一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近年来，社区治理逐渐受到重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新趋势。2020年湖北省以“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社区吹哨、党员报到”为工作抓手，全面推动“双报到、双报告”制度落地落实，旨在将疫情防控期间在职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与社区互联共建互动，引导社区打好平战结合牌，在不断壮大社区治理力量、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的同时，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探索，创新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结合路径。 枝江市党员赵克发，在担任联户长中总结出“以章制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12字工作法”，让中央山水小区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消失了；
恩施市小渡船街大桥路社区治理“尖刀班”班长姚晶组织号召下沉党员参与社区工作，高效率推进人口普查工作。襄阳市襄州区腾飞社区，下沉党员持续推进疫情时期开辟的线上视频“腾飞夜话”活动，解决了拖了6年的不动产权证问题，300多位业主陆续拿到不动产权证。上述只是下沉党员干部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缩影。从2020年6月起，湖北省104万余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按照融入日常、做在经常、干在平常原则，根据自身特点和能力，以干得好为目标，深度参与社区治理。 “沉”下来还要管的好，但目前并未建立相对完备的在职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志愿服务考核机制，虽然上级部门一直在对报到和志愿服务情况进行要求，但是由于并未建立具体、有针对性的评价细则，特别是与干部考核、选拔任用、晋级晋职、评先选优结合不够，对激发在职党员干部开展志愿服务的内生动力谋划不多，致使部分党员干部认为下沉只要简单的完成积分任务就可以。 省市一直在探索建立党员下基层常态机制，让党员干部真正“留下来”，确保党员干部带着“真感情”、带着“好作风”、带着“好作风”深入群众，实实在在服务群众成为内在要求。湖北省委组织部出台《关于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宜昌市委组织部、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印发《健全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常态化长效运行机制的实施办法》，进一步健全党员干部参与社区治理常态化、长效化运行机制。 下一步可以建立起下沉党员干部考核机制，一方面通过社区“大党委”每季度审定一次下沉党员干部参与志愿服务情况，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对于下沉党员干部的延时性承诺，实行备案台账制，承诺一件、备案一件、销号一件。另一方面在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前提下，持续深入组织评价与群众评价有机结合的工作机制。并将群众评价反馈到职级晋升、干部提拔中去。引导下沉干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不搞“形式主义”、“面子工程”。 社区治理，人人有责，当每一名党员都参与其中，和群众一起转变观念和身份，从居住者变成“引路人”和参与者，共同下好基层治理一盘棋，我们的社区必将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