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赴疆支边青年悲惨命运

　一位赴疆支边青年的悲惨命运

　吴晓月，1962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师附中，与我同在初一甲班学习。她中等个子，白皙的皮肤，圆圆的脸庞，戴着一付眼镜，性格温和，活泼开朗，为人坦诚。学习认真刻苦，在班上成绩中上等。由于当年的学生分男女界线，我与她交流很少。

　1963 年南师附中的黄桂玉等一批高三毕业生率先弃考务农的“革命行动”，引起了社会的轰动，让当时热衷于“教育改革”的时任校长沙尧(后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的脸上大放光彩。因此校方在临近毕业的初、高中学生中，反复宣传“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要同学们接受祖国挑选，做好升学、支边、务农三种准备。在中考前的班会上，班主任要全班同学一个一个表态：如果高中落榜，就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或支边。大部分同学都照办了。轮到成绩优秀的刘伯和时，他显得十分迟疑，没有肯定地表态要下农村或支边，老师一反常态，再三追问，他仍没有做出明确表态。结果他没被任何高中录取，他父亲的“政治问题”害了他，不过那次的迟疑表态，显然也在促使他中考落榜一事上，火上浇了油。

　南师附中越来越浓厚的阶级斗争气氛，使少部分品学兼优的同学选择报考其他学校的高中，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报考本校高中。

　中考录取通知单终于下发了，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同学令人惊诧地落了榜，其中不乏在班上学习成绩最顶尖的学生。吴晓月因当时还在劳改农场改造的父亲的历史政治问题也不幸落榜。她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文官，1954 年被抓入狱。尽管她为了摆脱牵连，将跟父亲的“俞”姓改为母亲的“吴”姓，还是徒劳无益。现在己经看得很清楚，所谓的“接受祖国挑选”，就是接受当年包括南师附中校方所执行的极左路线迫害，就是接受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血统论”政策迫害，真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当年初三甲班有 9 位同学落榜，都是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学。这些落榜同学，有些己作好了支边的思想准备，更多的是经多次学习教育和上门动员，才勉强同意的，结果几乎一锅端到了新疆去支边，他们是刘伯和、杨威森、陈绍敦、周世平、郭永铭、张平、袁凌瑜和吴晓月。其中吴晓月和杨威森两人，虽积极报名支边，南京有关部门也批准放行，不知来自何方面的干预或内定的政策，因他们的父亲还在劳改，新疆又是当年反修防修的前线而不予接收，最后还是两人的母亲带上他们，亲自到大方巷议事园宾馆，找到新疆阿瓦提县在宁办理接收的谭股长担保说情，这两位同学更是拼命地表达自己坚决要脱胎换骨干革命的决心，才获恩准。

　当年还有一位袁姓的女同学，虽经学校老师和班上团支部反复动员，仍不同意支边，坚持强留南京。谁知一年后的文化

　大革命中，却被原初三甲班的红卫兵抄了家，尽管当时她已经是社会青年，这就是作为她不走学校安排的革命道路的代价！

　1965 年南师附中支边的初高中落榜生共五十七名，南京市1965 年赴支边的知识青年共有 3701 人。1966 年又动员了社会青年 300 多人支边，到新疆的南京支边知识青年共四千余人。南师附中和鼓楼等区其他中学支边的学生共 1078 人，都安排到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阿克苏专区阿瓦提县（尚未开垦的）丰收农场。

　1965 年 8 月底，我们高一新生提前开学，参加了学校在五四草坪组织的一次赴疆支边青年告别演出会。会上，校长沙尧、新疆农场的代表及支边同学代表讲话，校长沙尧重申了“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是当代青年的最好的选择论调。新疆农场的代表对青年学生支边新疆表示了欢迎，并介绍了新疆农场的状况和发展前景。支边学生代表发言，表达了扎根边疆、改造自己、反修防修的决心。

　赴疆支边青年的演出是大会的高潮。有独唱，有合唱，有舞蹈。支边青年集体演唱了当年的革命歌曲。我知道，当中的许多同学是在强制动员后才同意支边的，对前途未卜的远行，唱出的歌声既有热情和稚嫩，又带着伤感，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支边女青年表演新疆舞蹈：“送你一束沙

　枣花”。歌词是：“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青年人，塔里木来安家。来吧！来吧！年青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这舞蹈是在新疆代表中的老支边青年的指导下匆匆排练起来的，却唱得凄美婉约，跳得妩媚动人。我知道这些女生中许多人并没有表演天赋，也从未上过舞台，可就在这人生道路的重大关口，却表现出了少女们鲜花怒放般的瑰丽才华。

　他们就要踏上遥远的征程，从小学到中学一起成长的同学将要天各一方，不知何时再相见，想到这里，我当时就有些热泪盈眶，只能在心中默默地祝福他们。

　欢送会后的第三天，支边的同学们就离别了家乡。

　不久，班上有同学收到赴疆同学的来信，说他们坐了四天四夜的运送援越物质的军用战备列车，到了吐鲁番前面的大河沿车站，又坐了五天的卡车，穿越了茫茫大戈壁，才到达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阿克苏地区。一路上卡车行驰在戈壁沙滩上，扬起漫天的灰沙，每个支边青年身上脸上落满了灰土，天、地、人、戈壁、砂土公路混为一体，茫茫一片！以至于有的驾驶员因过度疲劳和单调地操作，睁着眼睛就睡着了，卡车失控地开出了公路，好在简陋的公路与戈壁荒漠没有高低差而有惊无险！刚出发时，车队还飘出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此起彼伏，逐渐地就被引擎的轰隆声和细微的鼾声代替了。

　这批人在阿克苏一杆旗人民公社，休整了一个月——若干年后方知道，是阿克苏地委和阿瓦提县两方在谈判，地委想选择留用这批知青中的一些人。当时对他们说的是：农场给知青住宿的地窝子未挖好。十月的一天，这批让当地老乡怜爱的娃娃们，参加了群情激昂的“向塔里木进军誓师大会”之后，又坐了半天的卡车，才来到阿瓦提丰收农场的荒漠上。阿瓦提县丰收农场是一个新的农场，建在塔里木盆地北缘沙漠深处，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交界之处，那里原是一大片胡杨树林和沙丘，就等着南京支边青年前来开荒。

　此时丰收农场一无所有，满眼的沙漠、红柳、骆驼刺、胡杨林、沙枣树和野麻。这些当年十五、六岁的少年，经过多日的旅途劳顿，来到这样一个天涯海角，抱着行李钻进了脚下刚挖出来的栖身地——地窝子！这个农场处于浩瀚的沙海中，是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天涯的角落！后来听说邻近有不少劳改农场和劳改队，是个用腿走不出去的地域！

　地窝子 当地政府确实很重视这批知情，据说为了引进这批支边青年，新疆用了每人一吨棉花的代价从南京市政府才换来的。

　南京支边青年在农场刚安顿下来，就开始垦荒，每天 5 点钟知青们饿着肚子（两小时后在工地开早餐：玉米糊和玉米窝窝头），扛着红旗和工具从地窝子里钻出来，高歌开赴垦荒点！拖拉机推倒了千万年形成的胡杨树林和红柳沙包，支边

　青年用新疆特色的农具砍土镘，挖走胡杨树和红柳的根，平整土地，修整沟垄，灌溉冲洗盐碱。种上了玉米、小麦和棉花，祈盼来年的丰收！

　现在看来，在新疆沙漠中破坏千万年形成的胡杨树林种植农作物，是一个破坏生态环境的失策举措。胡杨树发达的树根系和高大的树冠，留住了沙漠中宝贵的水分，滋润了在它怀抱里生长的灌木和草甸，保护了沙漠里的小动物，形成了良性的生物链。而胡杨树林一旦消失，在干燥的沙漠上再也无法恢复植被。现在塔里木地区河流干涸，罗布泊消失，风沙肆虐，不能说与当年在塔里木垦荒没有联系。

　终日简单而艰苦的劳动吞噬着人们的热情和意志，使远离南京的年轻人，更需要感情上的抚慰，一些支边青年开始找寻异性的朋友（据解密的文件透露当年政府在男女知青人数搭配上正好是对半的。这很符合在边疆屯垦戍边需要的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到丰收农场不久，因吴晓月文艺表演上的天赋，加入了场部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并在宣传队有精彩的保留节目—表演唱“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和“小鸭子”。她天生活泼，表演时边唱边舞，天真烂漫。在表演“小鸭子”时，她唱着:“公社里面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上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小鸭子望着我嘎嘎嘎地叫……”边学小鸭子走路。她身材本来就稍胖一些，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憨态可掬，逗得观众们

　捧腹大笑。因此大家都叫她“小鸭子”。

　1969 年春，身在七连的吴晓月幸运地接受了五连一位英俊帅气的原南京二中高中毕业生、学生会文娱部长汤协星的求爱。汤协星长得浓眉大眼，聪明活泼，多才多艺，记忆力超强，常与大家下国际象棋和用中国象棋下盲棋来娱乐，喜爱京剧和外国文学。他也是农场宣传队的成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与同在宣传队的吴晓月谈起了恋爱。

　汤协星 汤协星的父亲是南京传染病医院的院长，在文革时期当院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两人的家庭成份都不好，同样的经历使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在万里荒漠的戈壁沙滩上，找到了感情的依托和抚慰。那段时间，汤协星的情绪特别高，常情不自禁地哼着彝族歌曲:“星星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庄稼和土地在一起，劳动和幸福在一起……”表示了汤协“星”和吴晓“月”星月相辉，连在一起。吴晓月也非常开心，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十分关心和体贴她的男朋友。吴晓月患有哮喘病，汤协星专门写信给天津的大伯，为吴晓月不断地邮寄万里之外天津产的治疗哮喘病的特效药——卤碱 681。在和汤协星谈恋爱的那段时间，吴晓月整天是跳着走路，唱着生活。伙伴们都认为两人是天仙配。

　可是，就这沙前月下的幸福时光并不长久，很快，文化大革

　命的一打三反运动的斗争狂潮也卷到新疆农场，大潮一来，泥石俱下。汤协星被揭发收听敌台（苏联电台广播）。当时，为了从侧面找依据，来判断自己所参加的新疆“红二司”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他就傻傻地按毛主席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去实践，为此才去收听了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与“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的广播，想听听苏修对“红二司”的评价。因为不是每次打开收音机都能听到这些新闻，所以常常在等待中，听了一些苏联歌曲和轻音乐。在当年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环境下，出于好奇，也出于爱好，收听广播里的苏联歌曲，排解生活寂寞，也是正常的，但给很多人背上收听敌台的“罪名”而蒙难。

　既然有人揭发，汤协星就受到了当时驻场工宣队的审查，特别是他所在的排里对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灵魂被扭曲，几个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的根正苗红的知青，在批判会上对“黑五类”出身的汤协星无限上纲，批斗会充满了火药味。看到领导和同伴对自己这样的冷酷，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汤协星感到极其的迷茫和沮丧。同时，吴晓月的连队也在召开会议，工宣队在会上提到，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提到五连的汤协星因为偷听敌台广播，已被揪出，我们这里还有人与他保持暧昧关系。希望这个人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不要与他同归于尽。会议结束时已经

　很晚了。

　回到宿舍后吴晓月无助痛苦的心灵受着沉重的煎熬，情绪十分低落，她觉得自己应该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据说会后，工宣队又单独找了吴晓月谈话，给她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第二天，在这种没有选择的境况下，吴晓月写下了与汤协星绝交的信件，交给了工宣队。

　七连的工宣队将吴晓月的绝交信，转到了五连工宣队。五连工宣队又将此信交由汤协星的好友苏军带给了汤。他拆看了信件以后，曾把信转给苏军看了一遍，大概的意思是劝导汤协星不要与组织对抗，认真交代自己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我们之间也要划清界限等等……这幼稚的大义凛然的革命辞藻，俨然是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夺命利刃刺向了自己心爱的人！！！

　看了吴晓月要与自己划清界线的信，汤协星所剩的唯一希望也破灭了，彻底失望了。身边的朋友们离弃他，连女朋友吴晓月也要离他而去，家庭在万里之外不能指望，只有一死，才能抛弃人间的一切烦恼，才能申张自己的冤屈。当晚，汤协星借口要写检查，借了好友苏军有罩子的煤油灯，而实际上他已做好了自杀的准备，在大家熟睡之际，汤协星一个人与自己的灵魂做了最后的斗争，最终选择了自杀，并书写了遗书。第二天，人们出操时就没有看见汤协星的身影，他的床铺上被子掀开着没有睡过，亮着的油灯灯罩已被整个熏

　黑。

　那天夜晚，七连的女生杜爱莲在吴晓月住的地窝子附近看到汤协星，并且告诉了吴晓月，当时吴晓月不敢搭腔。事后，在七连有一种说法：后来他们见了面，吴晓月违心地要与他划清界限。这令汤协星最后的希望破灭，悲剧终于发生了！

　第二天，五连的工宣队来找吴晓月谈话，想了解汤协星的下落。汤协星失踪的事让吴晓月预感到最坏的事发生了，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在工宣队员敌意的凶狠目光下，她又立刻闭嘴止住哭泣！！！害怕又会引出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回到自己住的地窝子后，同伴看到她用被子捂着头，发出低沉压抑的撕心裂肺的哭号！！！！

　几天以后，维族放羊人报告，在农场喀什噶尔河盐碱河滩边发现了汤协星的尸体，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河底的水草，直到窒息而死，他对人生己没有了留恋！

　汤协星的意志似乎是薄弱的，没有经得起这场政治风暴，可是这能怪他吗？在当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棒之下，冤屈了多少无辜的灵魂，这样的冤魂还少吗？ 因为是“自绝于人民”，工宣队安排在汤协星自杀的河边上挖了个坑，把他的尸体草草掩埋了。

　汤协星自杀的时间是：1970 年 10 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场开始了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工作，汤协星得到了平反，宣布他是受到不白之冤。农场组织人员

　找到当年埋藏汤协星尸体的地点，挖出了他的遗骨，放入棺材里，埋入农场的公墓——俗称十五亩地。当年农场医院的医生为验明正身而参加了这次行动，此时汤协星已成白骨，只是那一对整齐洁白的牙齿让患牙病的农场医生赞叹不已，时隔几十年后他的印象仍然深刻。

　自从男友自杀之后，吴晓月就陷入了悲痛和自责之中，与男友断绝关系的说辞，本是那时流行的违心的大义灭亲套话而已，却成了真正的现实。日思夜想，恨爱交织，使得本来就多愁善感的吴晓月心力交瘁。先是得了忧郁症，整天郁郁寡欢，原有的哮喘病加重，不久又患上了心脏病、心动过速和甲亢，呼吸困难，胸闷心痛，常常农活干得好好的就突然昏倒，成了农场的负担。

　当插队农村的老三届知识青年开始回城的时候，新疆兵团、农场对支边青年的政策也开始松动。首先是身患重病的知识青年可以调回南京，吴晓月母亲的工作单位南师附小也在落实政策，可以让一个子女回到身边并安排工作。当时阿瓦提县丰收三场就有五、六位重病的支边青年同一批回到南京，其中就有吴晓月。

　吴晓月于八十年代初回到南京后，分配到玄武区教育局一个小招待所工作，总算有了一个较轻松的工作环境。回到南京后的吴晓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和治疗，身体状况有了改善。

　经过近二十年的新疆农场的磨难，此时的吴晓月已是大龄青年了。女大不中留，在经历了几次挫折后，知青同学陈兆稼周世平夫妇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友，都是年龄大的人。出于尽快组建家庭的考虑，双方很快就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平静节俭，与周世平家住的也近，周看见吴晓月煮饭为了节省煤火，烧开后立即停火，用被子包起来捂熟，很心痛，就隔三差五地送些菜肴给她。但是吴晓月的身体病情每况愈下，每次发病必须及时抢救。她的丈夫因上班工作太忙，常常无法照顾她。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常常回到自己妈妈家。

　此时的娘家也难以容下这个女儿。吴晓月的父亲早己在劳改农场去世，母亲此时又找了一个丈夫，姓杨，也带有自己的儿女。吴晓月的母亲要应付自己再婚后的复杂关系，无法安慰这个心灵备受打击的女儿。继父也难以容忍一个疾病缠身，仍然住在他们拥挤住房里的继女。一家人的矛盾也显现出来，她的忧郁症加重了，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经常因为哮喘病、心脏病而住到医院。原先同在新疆的知青杜爱莲在大行宫街上看到吴晓月，大吃一惊。只见她脸色黯淡，皮肤松松弛，面容憔悴，此时才三十多岁的她像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女。老知青们探望她时，她还回忆孩童时代在南师附小参加欢迎朝鲜金日成的演出，并说那天金日成还慈爱地抚摸了她的脸庞等等，露出了难得的天真笑容。

　据原新疆知青黄玉梅回忆，八十年代初因为自己工作单位与

　吴晓月工作单位紧靠，她们常串门在一起聊天解闷，吴晓月与黄玉梅单位的一位毕业于南京十中的主任很谈得来，他们互相交流书法。有一天她问黄玉梅：“你看他像汤协星吗？”吴晓月结婚前，为了摆脱继父的敌视，曾在黄玉梅家 16 平方米空间，与这个五口之家共同生活过十多天。在此期间，发过哮喘病送医院抢救。之后，她就常常发病住在玄武区医院和玄武区中医院医治。有一段时间传来消息说，吴晓月发精神病住院了，大家赶紧去随家仓精神病院看望她。只见吴晓月被关在病房里拼命喊叫说：我没有精神病啊！！！但是有谁能来救她？！知青朋友们刚返城讨生活，都自顾不暇呀！！！

　生活的经历让她绝望，疾病的磨难使她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男友汤协星的自杀使她内疚了一辈子。终于在 1985 年的某一天，吴晓月在自己妈妈家休养（哮喘病）时，帮助送煤工搬蜂窝煤，不幸诱发哮喘离开了人世！公婆和丈夫将她接回家入殓火化，按照夫婿家的习俗，将骨灰用水泥封牢在多层包装里撒入长江。离开人世对她可能是最好的解脱，她的一生，只有童年和与男友汤协星交往的短暂时间是幸福的，以后就是一片灰暗。

　假如吴晓月初中毕业后能继续留在南京上学，假如吴晓月没有经历男友自杀事件，她的忍让宽容的性格一定能让她过上相夫教子的平和生活，她的学识和聪慧甚至能让她找到称心的工作。但在那鼓吹阶级斗争的年代，却打碎了许多青年人

　的梦想，更有一种无形力量剥夺了一些人生活的勇气和希望。有人说吴晓月死于哮喘病抢救无效，但也有人说吴晓月死于自杀。我要说，她在人间还有什么可追求，可留恋的呢？她是到天堂找寻她的幸福，去追随那个令她心碎了一辈子的男友汤协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