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献金

政治献金篇一：报刊摘要

人民日报：发展中国家应警惕“民主陷阱”

“早产”的民主超越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仍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社会难以承载

8月14日，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黜引发的政治动荡终以“硬着陆”收场。军政府的“清场”行动酿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的“尼罗河惨案”，有着“城市之母”美誉的古城开罗成了尸首遍地的“人间炼狱”。事件说明，埃及民主化进程两年多一直在空转，埃及人民不仅无缘享受“民主的红利”，甚至连社会稳定和人身安全也成奢望。

埃及的“民主之殇”并非个案。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在威权终结后，沿着威权政权倒台—民选政府治理失灵—军人干政这种“教科书式”的政治发展路径演进。转型国家的政治参与度迅速提高，而社会组织化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使政治动荡成为民主化的“衍生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政治转型国家的社会形态称为“普力夺”社会，在这种泛政治化的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直接参与政治，最典型的是军人干政和教权主义。这两种情形在当下埃及社会均存在，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力量，将宗教作为政治动员工具，成为选举的赢家。上台后，穆兄会以意识形态挂帅，推行伊斯兰化议程，最终被军人赶下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军人干政的例子也比比皆是，1960年后，土耳其发生4次军事政变，非洲国家的民选政府被军人推翻更是司空见惯。

发展中国家民族构建水平低，社会缺乏同质性，是导致“民主不适应症”的重要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殖民主义者凭空捏合的“人造国家”，“早产”的民主超越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仍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社会难以承载，被威权统治掩盖的民族、宗教等矛盾在民主化进程中集中爆发。比如教派矛盾使伊拉克民主成了“爆炸民主”，部族矛盾使得肯尼亚选举多次引发仇杀。因民主化导致的社会分裂，在埃及表现为教俗矛盾，在泰国表现为城乡对立。

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选举只是程序层面的民主。民主的要义不仅是“一人一票”，更是以包容和妥协精神为内核的文化。埃及缺乏对民主“友好”的政治文化、政治力量和公民，各派政治力量唱着民主的高调，却用威权政治的老套路行事，缺少和解与妥协的政治转型，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穆尔西上台后，不断扩大权力。军方用民粹主义手段扮演“替天行道”的“救世主”角色。军方的政治过渡路线图，也没有穆兄会的位置。从“解放广场”

到“阿达维亚广场”，抗议示威你方唱罢我登场。“广场革命”屡试不爽，使民众相信街头政治比投票箱更有效，选举的低投票率与示威游行高参与率，形成强烈反差。

明眼人都看得出，埃及政治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和民生问题。两年多来，经济发展让位于政治斗争，使埃及经济几近崩溃，成为社会动荡之源。当前埃及政治转型最紧要的目标是恢复治安。以包容的政治过渡进程弥合裂痕，实现和解，防止伊斯兰力量走向激进，将是埃及政治转型的唯一出路。

民主化需要一个“准备期”，发展中国家应在该阶段注重发展经济，培育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力量、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这对民主的建立和扎根至关重要。不顾国家和社会实际情况，不加改造地照搬西方民主，往往会患上各种严重的“民主不适应症”，甚至走向反面。 多党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

2009-05-14 作者:钟廉岩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较长时期以来，一些西方政要、学界、舆论界一再鼓吹多党制（包括两党制）能够较好解决腐败问题，攻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不仅会形成权力专制，而且容易导致各种腐败。一些西方势力还把持着政党理论的舆论高地，向众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多党民主的价值观渗透，直至逼迫它们推行多党制。西方的这一套论调有多大可信

度？其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实践表明：多党制不是也不可能是防治和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西方多党制本身并没有，也难以解决腐败问题。

近现代政党政治及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建立，其宗旨并非着眼防治或解决腐败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问题

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产生于西方，英国是最早出现政党的国家。英国两党制度是在16―17世纪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步酝

酿产生的，是政治与宗教斗争长期较量的产物。围绕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在1679年成立了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托利党和主张维护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政党政治从此逐步引入国家政权制度，并开创了政党执政的新时代。政党政治的建立被誉为是“重要的政治发明”和“现代政治制度的杰作”。可一直到18世纪，英国两党制的存在虽为既定事实，但在普通英国民众眼中，政党的声誉不佳，政党仍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字眼。许多公众及理论家批评政党利用公共权力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毒化社会风气。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美国开国元勋们对政党的态度，他们担心基于不同利益而产生的党派有分裂、独裁和腐败的倾向，损害公共利益，因而对政党机器及政党老板操纵选举深恶痛绝，甚至极力防止政党在美国政坛产生和形成。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出于利益分赃和权力分配的现实需要，政党还是不以华盛顿、杰斐逊等政治家的主观意愿产生了。确如某些美国立国者所担忧的那样，西方政党制度建立后，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党腐败丑闻。英国在17―19世纪上半叶，各级议会议席甚至标价竞卖，候选人贿买选民、操纵选举比比皆是。1897年法国总统格雷维的女婿威尔逊议员勾结陆军上层出售荣誉军团勋章引发轩然大波。美国也在19世纪前期杰斐逊担任总统时开始，两党都沉溺于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分赃制来报答对政党选举有功的选民，以奖励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形成了权钱结合的制度性腐败。这表明，西方多党制度自建立起就有腐败相伴而行，在一段时期里甚至出现公开的体制腐败。20世纪尤其是战后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家大都意识到腐败的危害性，开始在制度、道德等层面约束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运用公权，建立反对党、媒体、社会

等对执政党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多党制条件下的腐败问题，腐败这一顽症至今仍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存在。建立在金钱政治基础上的西方选举政治导致腐败现象频现，西方政客关于多党制可以防治腐败的立论难以自圆其说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一条难以改变的政治铁律。选举政治是西方政党制度的核心，竞选必然需要金钱铺垫，它实际上等于变相以金钱购买权力，是“有钱人拿钱买候选人，候选人再拿钱买选票”，这成了一种公然的制度腐败。在西方，竞选国家公职官员费用呈几何级数上升，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花费仅10万美元。这种花费到1980年达10亿美元，2008年猛升到24亿美元。美国参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目前也达500万美元以上，而国家给予政党及候选人的经费极其有限，可谓杯水车薪。这样，“化缘”、找赞助成为西方政党及其候选人参与选举的普遍途径，而捐助者也有诸多需要求助政党及当权者之处，双方由此形成一种利益互换的默契。在美国，政党及候选人不仅获得法律允许的各种透明的“硬钱”捐助，而且更多地接受不受法律约束的“软钱”资助，捐助人变相地为候选人提供竞选所需的机票、食宿、演讲场所、电视广告播放权等便利，这种公开的腐败行为已是司空见惯。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党接受行业、公司和企业等非法政治献金屡揭不断。据媒体揭露，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意大利主要政党收受的企业回扣与各类政治献金，平均每年达近百亿美元。德国一位前政党领袖在下台后被曝接受千万马克的政党献金丑闻。日本政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各种腐败丑闻不断，特别是90年代初的“东京佐川快件公司贿赂案”以及金丸信偷税漏税数亿日元重大案件，引发日政坛“政

治地震”，导致自民党随后的分裂及选举失败，连续执政38年后首次痛失政权。英国近来也曝出的“金钱换爵位”和房地产商亚伯拉罕秘密捐款案，都是在选举政治下政党沾染上的腐败丑闻。

权钱交易成为西方多党制幕后运作的通行惯例，是维系党、官、商三者关系的利益纽带。西方政党及候选人在获胜后，当政者一般都按贡献大小原则对捐助方给予“红利”回报，给予个人捐助及筹款有功者派驻大国、富国当大使，担任内阁阁僚等。而且，西方国家获胜政党上台后，大多会“知恩图报”，有的党利用行政权力报答资助者，为其开辟谋财之道和其他便利。这种隐性腐败，在西方多数国家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但只要反对党、司法机构及媒体抓不到执政党的确凿证据和把柄，多是无可奈何。

西方多党制的制度设计与道德规避，并没有杜绝政党与当政者的以权谋私行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都曾程度不同地陷入各类腐败丑闻。意大利90年代初揭露出的“米兰贿赂丑闻”涉及2000多名政要，导致天民党、社会党、共和党等传统政党的覆亡。在西方，政坛上对立的两大政党甚至可以为本党“声誉”共同协力包庇或泯灭丑闻。西方国家不仅是执政党不干净，反对党也难以在民众中自诩“清廉”，都曾曝出相关腐败丑闻。

西方多党制不仅未能消除腐败，反而通过与其相伴而来的游说政治把腐败推向制度化的行为轨道

游说政治是各种利益团体利用所谓民主制度向权势集团和当政者进行意愿表达和利益申诉的一种政治行为，它是西方多党制的伴生物，在资本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已成为一种公开和近乎合法的政治行为。当前美国有游说公司2

政治献金篇二：我读《国家构建》

我读《国家构建》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极大缩小。国与国之间的发展紧密联系、休戚相关。也许，有人曾经以为，像美国这样的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雄厚，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不太可能受到外部安全打击。但是，自“911事件”后，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的大国开始对恐怖主义这一新起的世界安全威胁隐患给予积极关注。“911事件”让世界各国反省，弱国家的一系列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弱国家之中，而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息息相关，是全球性的问题。弱国政府的无能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使其成为新时期的一个全球性的突出问题。

正是如此，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我们需要对弱国进行国家构建。当然，弱国自身是没有能力进行国家构建的，因此需要有能力、有经验的强国、国家集团或是一些国际组织帮助弱国进行国家构建。 在《国家构建》一书中，福山从国家概念分析、弱国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分析、帮助弱国的国家或国际性组织如何获得国际合法性的分析入手来谈论如何进行国家构建，最终使弱国成为“小而强的国家”。如此，主权国家的政府才有能力掌控本国局势，弱化或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促进国家政治、经济的良性发展，从而有利于全球性的环境安全，维护世界秩序。

第一章、国家概念正在缺失的范围

第一章中，作者指出，国家能力和国家职能范围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概念正在缺失的范围，有必要加以区别。因此，作者在本章着重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家职能范围指政府所承担的各种职能和追求的目标，而国家能力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指干净的透明放任执法能力。作者通过比较欧洲（国家职能广泛，有更强的国家能力）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以及香港和韩国（两者职能范围相差大，但是“国家职能”都很强）的经济发展，以此证明国家能力是发展一个国家的最要的因素。从而认为，国家职能范围小，国家能力强度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组合方式，可改变弱国的无能。

事实上，福山所说的国家构建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国家制度的合法、有效建立和完善，提高政府的行政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然而，在弱国家，由于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公民素质的局限对制度或制度改革的国内需求却强烈不足。因此，这种需求只能从外部产生，这种渠道不外乎三个：一是外国援助机构、捐赠国和贷款国作为附加条件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和项目；二是少数失败的、崩溃的或被占领国家要求外国当局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三是几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作为占领当局或利用与当地政府之间的一种强有力的关系直接行使政治权力。这种外部力量对弱国进行国家构建的确给弱国提供了资金、技术、经验上的援助，使弱国的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启发，弱国的国内暂时得以稳定下来。但是这样的做法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首先，当外国援助组织撤离后，弱国由于没有得到国家能力的增强而又回复了以前的状态；其次，一些有野心的国家或组织直接控制当地，架空当地的制度，侵犯民族国家的主权。所以，福山呼吁国家发展界的决策者们，应不要以制度建设的名义启动会减损或架空制度能力的计划。

第二章、弱国家与公共行政的黑洞

在本章中，作者通过把对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的解读与分析创造性地有选择地运用到公共行政领域，解释了公共行政领域的“黑洞”即缺陷，以及在制度和组织上对这一缺陷的弥补。

福山指出，在公司中产权所有者委托公司经理或代理人来照看他们的利益，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制度。然而，代理人往往又有自己的个人动机，他们的个人动机与委托人的利益截然不同。这种利益的不一致会使代理人产生腐败行为。同样，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务员在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方面与市场中的经纪人没有任何区别。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受到贿赂、“政治献金”、家人接受好处或承诺将来雇佣等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公共行政的缺陷）

既然我们看到了公共行政的缺陷，那么我们肯定希望设计出旨在协调各方动机的 各种制度。但是，作者告诉我们，不会存在这样的最佳正式制度，也不存在最佳的组织形式，这样的结论原因有三：

第一，许多组织的目标不清晰，代理人只有在明确知晓委托人对他的要求时才能执行委托人的意愿，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目标往往是在组织的管理人员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中组建明了并不断变化的。

第二，制度化的监督和问责机制，特别是在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由于被监督的工作很难量化从而导致不是交易费用居高就是根本无法实施。在这些情况下，通过非正式的规范来监督代理人的行为往往更具有效率，但这种方法也有不足之处，一个组织选择制度化还是非正式的监控机制将取决于它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第三，被授予的自由裁量权的合适程度将因一个组织随时间推移面临的内生及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有授都涉及效率与风险之间的平衡，而无论是风险程度还是合适的授权水平对组织来说往往都很难确定。结果是，同样的授权水平在某种情况下或某个时期内有效，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或在另一个时期就会失败。

综上，作者得出结论：在组织这个有限的范围中，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部门，都不存在任何最佳的组织形式，从而推断出也没有最佳的公共行政学。公共行政具有特殊性，不能普遍适用。美国对日本官僚制机构的改革失败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制度经济学的组织理论研究中，他们肯定规范和文化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和功能，以及用不成文的规范和替代制度化的激励机制的方式。但是，作者在书中比较赞赏米勒重拾的关于领导在组织中的作用、如何培训领导以及领导者如何与员工沟通并激励员工的理论。认为领导者会在下属中创造一种员工与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上级之间的合作愿望，把委托—代理制度的研究重新放置到政治学领域。

最后，作者指出，公共行政的特殊性要求在对弱国进行国家建构的援助国们改变自己的期望值，不一味照搬自己国家的政策、制度到受援国，而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帮助当地政府增强国家能力。

第三章、弱国家和国际合法性

本章中作者讨论了弱国家中的民主合法性和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合法性问题。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政治合法性和人权原则形成了一个共识：主权（包括合法性）不能再自动地赋予一个国家事实上的掌权者。这一共识下，一些弱国家中实际掌权的恐怖势力或反动武装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弱国家的治理不善、国家能力欠缺，给了一些强国侵犯其主权的机会。然而，谁来决定侵犯谁的主权，依据是什么？主权民族国家仍能享受多大程度的不可侵犯权，此类决定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约束？这里涉及到了国际合法性的问题。

美国对于国际合法性的问题与欧洲持有不同的观点。美国人相信，国际合法性根植于民族国家通过民主程序表达的多数人愿意；而欧洲人则倾向于认为，国际合法性应建立在高于个别国家的法律和意愿的正义原则之上。

结果是，两者的提议都具有其局限性。欧洲人的提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具有相当的不可行性，而美国的提议则有可能使美国先发制人的战争理念本身成为全球的头号不稳定因素。

第四章、小而强的国家

在这一章中，作者重新回到了在第一章中所叙述到的问题。近几十年，国家概念一直在被世界政治所弱化。而后“911”时代，全球政治的首要问题却重拾了重建国家这个概念，当然首要的是要探讨如何怎强国家能力。

目前，弱国家已经成为可以打击发达国家的新一类恐怖主义灾难的策源地。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构建”来强化这些国家，是一项于国际安全至关重要的任务。

在书中，作者明确表示，推崇的是把这些弱国家通过国家构建，成为“小而强”的国家。“小”即国家职能范围的缩小，“强”即国家能力的增强。只有这样，才能使弱国家发展起来，不再成为国际社会的安全隐患。

政治献金篇三：比起电信诈骗,台湾的政治诈骗更可怕

比起电信诈骗，台湾的政治诈骗更可怕

近日肯尼亚破获的诈骗集团被遣送回大陆一事，再度炒热两岸话题。台湾电信诈骗集团造成大陆财产损失，他们不事生产，只靠谎言就骗走了大量血汗钱。

而在台湾，还有一批选前说一套、选后做一套的政治诈骗集团，他们在竞选时靠忽悠百姓、乱开支票来骗选票，当选后又不守诚信、不履行承诺，如新党就将这批人定位成是政治金光党、老鼠会。

4月15日上午，台湾“太阳花学运”主事者、“岛国前进”发起人林飞帆及多个公民团体，到“立法院”前抗议民进党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未落实民间版的五大“立法原则”。想当初，民进党和太阳花运动组织者走的多么亲近，一旦上台，也早忘了当初的信誓旦旦。正如新党青年委员会主席王炳忠所说，“我们都是政治诈骗的受害者”。

林飞帆等抗议民进党“政治诈骗”

“台独诈骗集团”的两面手法

林飞帆只是上了一次当而已，相比之下，台独分子所鼓吹建立的“台湾国”就是一群诈骗集团所捏造出来，用来骗取钱财和名声的“投资项目”，而他们这二十多年来所骗取的利润可不是那些靠电话或社群网路诈欺所能比拟。

在这世上除了华尔街金融集团，大概还没有像台独诈骗集团一样“投资报酬率”如此高且受到客户高度信任（不管是沉迷于他们给予的愿景，还是单纯看中他们骗钱的能力）的团队。台独诈骗集团的概念有点类似庞氏骗局，但手法更加复杂。庞氏骗局意指成立空壳公司诱骗人们投资，保证投资者短期内获得高回报使更多人上当，但其实不过只是把新投资者的钱支付给最初投资的人当作回报，直到再也付不出钱为止。

台独诈骗集团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们不需要以物质回报来维持信用，而是以幻想出来的愿景与未来收益作为抵押。台独诈骗集团的中流砥柱是台湾岛内本土资产阶级中的台独企业，这些企业与一般台商和被视为“统派”的企业不同，他们更擅于隐藏自己的身份，不像富士康或旺报等企业高调，也不会以自己母公司的名义亲自去内地投资，而是用各种不起眼的子

公司来挹注资金参与房地产等投资项目，或是与内地的民营企业开展合作以避人耳目。

他们在内地赚取大量收益，回到台湾后除了继续投资房市股市外，其余用来投资政界与媒体，在台湾选举是个高收益却也是高成本的投资，可以说没有企业提供的政治献金是几乎无法进行的。然而一旦打赢选战，其背后的利益也是非常可观，借由地方政府公开招标、采购、产商回扣、影响政策、推动减税等方式就能在短期内回收成本。政商关系打好，即便这些企业老板都没有成为“宰相”的机会，留下的资产也足够养好几代纨绔子弟了（更不用说在台湾遗产税的最高税率已调降至10%）。

独派媒体以《自由时报》、三立电视和民视为三大支柱，在马英九声望低落后也有不少媒体加入了批蓝斗马的半独媒行列，其政治新闻攻击对象以蓝营与统派为主，两岸新闻则是尽可能丑化或抹黑大陆，政论节目的主题也常出现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论调，来宾与主持人只需要配合剧本骂人就能赚钱，言词可说是极尽挖苦、激进与低俗。这些企业的目的大概可以归纳成三个，其中第一个目的就如上述所说，无非是吸引观众目光并攻击对手，在选举时期帮赞助对象或称政治代理人拉选票以获取更多利益。

独派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另一个方法，是刻意捏造一些“宫斗”剧情，海量报导大陆社会矛盾、贬低人民文化素质、撰写商业界竞争下落败者的故事（原因多为落后产业淘汰，但总会牵扯到对大陆投资政策的不满）、夸大大陆经济增长减缓的影响、大陆投资环境恶化等报导。

在撰写类似报导这一点上，台湾和欧美日许多商业媒体的观点总是一致，与此同时又会出现一些评论，说某些经济体比中国更成功。例如宣称印度经济会比中国经济GDP增长率更高，而当印度经济遇到危机时，又转而说外国公司与其在中国投资，还不如选择墨西哥。如果墨西哥又出现了危机，他们马上又会炮制出另一个地方，公布投资利多消息并提高信用评估，像是高盛集团在金砖四国后又创造出的其他名词，灵猫六国、高成长八国、金钻11国等等，只要不是中国。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目的，阻挠外国和台商企业来内地投资。尽管中国本身资金足够充裕，关键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快速追上发达国家，但在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的时代，外国的资金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不可或缺。

而对台独企业来说，由于技术优势差距大致不如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来得大，因此这么做的可能还

有另一个目的，即误导其他台商，使其不愿到内地投资，一方面可以让“南向政策”等对外投资政策交出一份稍微好看的成绩单，另一方面深知内幕的台独企业可趁机扩大在大陆市场的份额，继续受益于中国政府的优惠政策。至于像郭台铭、蔡衍明等勇于西进，又不愿资助“台独”的企业家，“台独”是不会放弃任何能操纵舆论对他们进行批斗的机会的。

第三个目的，或许也是更为阴险、隐晦的目的，则是转移焦点。由于过去三十多年来各国政府推行学术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放松金融管制、减税、私有化等政策下，贫富差距严重扩大，长期积累的仇富情绪在经济萧条时一举爆发，此时政经高层为了保住他们的利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制造族群冲突等各种矛盾来转移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就像美国选战一样，台湾选战也善于打出中国牌来应付，李登辉执政时期台湾随著“民主化”而启动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式经济改革，包括国有资产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造成贫富严重分化，人民成了活在房屋等

债务阴影下的“无壳蜗牛”。

由于有中国内战和冷战反共阵营的背景，中国威胁论在台湾更是大行其道，使独派和本土财团能更轻易地操纵民意走向，以诋毁蓝营或是统派，呼吁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