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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

发布时间:2024-04-26 18:42:34 影响了:

以下是博文学习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篇一: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文章指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存在很大的艰巨性。一般地说,高度发展的政治民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它总是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果在推进政治体制的过程中操作不慎,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这是因为:第一,新旧政治体制转换时期的矛盾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上的推陈出新,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新旧体制的因素同时存在,相互间存在矛盾,处理不好,容易诱发不稳定因素。

第二,政治参与过当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政治参与不适当也会引发不稳定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及其广泛的社会动员过程,它把亿万人民群众引导到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来。在这场变革中,社会成员有着自己不同的利益要求,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还没有高度发展,政治组织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还不可能十分完善的情况下,不良的政治要求就容易引发政治动乱,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民主的过程容易引发某些不稳定因素,这就使我们陷入深入的两难境地。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又要实事求是,谨慎从事,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循序渐进进行。

文章说,中共十六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特别是提出关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此后十六届四中全会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所进行的部署,表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原有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习惯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和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历史要求。必须看到,党领导人民发扬民主不等于代替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所以,必须适应新的历史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以往“政策治国”的执政方式转变到依法执政上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但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任务十分艰巨、极其敏感,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步完成。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党的权威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活动中,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团体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要求表达和实现。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协调各个方面、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核心在中间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健康顺利地发展。在中国,这个政治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现实情况错综复杂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现现代民主和法治,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各种深层次矛盾同时存在,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个阶级、各种社会阶层普遍拥护和一致认可的政治领导核心,政治发展就难以能够平稳、顺利地转换和过渡,政治建设也就无法顺利进行。所以,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政治权威,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上不能实事求是地审慎行事,循序渐进,则可能伤害党的领导地位,影响党的政治权威。所以,现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文章强调,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执政党作为政治领导核心,应当善于统筹全局、合理规划,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和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所以,应当有一个渐进性的发展规划,对于近期的任务、中长期的目标、具体的方法和步骤等等,都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思考、合理确定。对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重大问题,应当积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在把握客观规律、真正深思熟虑的基础上,逐渐提出改革的措施。对于目前影响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则应该抓紧进行改革。(李良栋)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全面改革的内在关系以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要求和社会基础,为我们正确处理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体制改革的关系、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政策指导,对我们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是这样设计的,也是这样实施的。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就明确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指出,我们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胡锦涛同志在2

006年访美期间深刻指出,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回顾改革开放29年来的伟大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同整个改革进程相协调,扎实地向前推进的。我们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在不断健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在不断推进,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在不断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胜枚举。西方一些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是由政治体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人民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决定的。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强大动力。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而必须同这个总进程相协调、同步伐。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要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推进。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包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我国全面改革的主体。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就是为了人民。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又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愿,努力适应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充分发挥人民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体作用。必须清醒看到,无论是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相比,还是同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新期待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都还有不少亟待加强和改进的环节。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的部署,坚持从国情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总结和科学运用自己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篇二: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及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启示 摘 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积淀形成的,与当今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深层的联系。文章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以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最后重点阐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提出要去劣存优,在文化的层面上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关键字: 政治文化; 政治体制改革; 影响; 启示

The Influence and Inspi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on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s formed in two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feudal history, which has a deep connection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toda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impact on politi

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

cal system reform, and finally focuses on the reve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on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raised going to the inferior deposit excellent, on a cultural level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s.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fluence; significance

一、政治文化的内涵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1956年发表的《比较政治学体系》一书中首次提到“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文化影响着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

不同的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理解不同,丹尼斯·克威内什、路辛·派伊、塞缪尔·P·亨廷顿等许多政治学家都对政治文化给出不同的定义,但是无论如何解释政治文化都不难看出,政治文化包含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政治价值倾向等政治主体微观政治心理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支持、反对或冷漠层面。政治文化有其特殊的结构,概括的说,政治文化结构主要是由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这三大层面有机结合而成。在政治文化结构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层次又居于政治文化结构的核心地位,但在政治文化发挥其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功能中,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2]政治文化与特定的政治体系密切相关。中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而历史上长期积淀而成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过程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通过不断转型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对政治运行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即传统的政治文化与转型时期的政治文化并存。所谓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原始社会到现代化大潮来临之前的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它是一种建立在宗法血缘制度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以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为核心,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地位的政治文化。[3]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古老国家,传统政治文化在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丰富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整合之后,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儒家思想就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影响着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国同构、宗法伦理、德治、清官思想、崇拜权威、等级观念、皇权至上等政治认知在人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忠”、“孝”、“礼”,“廉”等道德伦理纲常成为评价理想政治模式的核心。在这种政治认知的作用下,大众常常认为政治活动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事,把对国家的良好治理寄托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学识水平上,大众对于政治生活基本处于冷漠或被动参与的状态,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在向

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淘洗,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民主、法治、权利、参与、开放、公平、竞争等观念相融合,构成互补,避免体制僵化,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这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体制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影响社会存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过程。高洪涛在《政治文化论》中写到:政治文化对政治系统的基本作用有三种:一是制造政治系统存在或变迁的政治文化环境。每一种政治系统都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政治系统起支持作用,而且,当政治系统发生变迁时,这种政治文化会起到引导或促进作用。二是制造制约政治系统的政治运作过程。在政治活动过程中,公众舆论及取向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人事的更换及系统间关系的处理。三是约束系统成员的政治行为。这主要表现在政治决策者自身的政治价值倾向会影响其政治决策活动,公众的舆论也会对决策者的活动发生作用,这种约束对各级领导者的行为也有效。[4]人类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并受一定经济基础的影响,但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反作用。政治文化在随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同步性。与封建制制度相适应的传统政治文化在其原有的社会基础消失的情况下,在现在的政治制度下依然起作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官本位”、“民本思想”、“人治”、“宗法伦理”为主要内容,它们已扎根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并在不知不觉和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民本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源于商周之际,强调保民、贵民、顺民、富民、爱民等。比如周公的“治民袛惧,不敢荒宁?” (《尚书·无逸》),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李世民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二程的“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河南程氏文集》卷五)。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是统治者出于维护其阶级统治的目的提出的,是为争取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确保其政权的稳定,巩固封建王权而提出了“重民”思想,“民固邦本,本固邦宁”、“君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真切的显示出人民对于统治者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人民的巨大力量,所以要重视与群众的关系,保证良好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在制定各项政策时,要牢牢把握住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必然要求领导干部要切身融入到人民群众中,从群众的角度出发制定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群众的积极性也才能调动起来。但是“民本”思想也影响了当今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态度,他们把关注群众的福利作为自己取得政绩、爬向更高职位的辅助手段,而不是真心实意的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谋利。每制定一项政策,他们想到的不是对群众是否有实际用途,能否为群众带来利润和好处,是否能改变人民的生活条件。首先考虑的是这项政策出台之后,对自己职位的影响,如果这项政策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政绩,能为自己赢得荣誉,从中可以获得好处时,就会大力宣传。反之,如果对于自己没什么用,或与自身利益冲突,就会大肆阻挠。这样,忽视大众实际需求的政策,对社会的发展起不了任何作用,甚至会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

(二)人治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主要实行的是人治,树立统治者的权威,把权威神圣化,在百姓中推行权威崇拜。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强调的是“礼”、“德”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注重提高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推行“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的“贤人政治”。虽然也有“法”,但这种“法”只是以人民为对象,是将统治者排除在外的法,统治者是凌驾于法之上的权威。这种以道德教化得民心的治国方略是以儒家人性理论为基础和依据的,但是人性有时候是很难控制的,这种缺乏法治的传统,不重视制度和法制的建设,对当今执政者一方面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有利于他们增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培养自身各方面的素质,加强内在的自律。“人治”要求执政者能做到大公无私,然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而非独立的个体,他的一言一行必然会受到情感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人无完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再高也弥补不了人性的缺点。人的缺点来自于欲望,而欲望源自对某物的不满足,那种渴望满足的心理不是道德修养所能控制的,权、钱、利对于执政者的诱惑当然不是仅靠道德素养的提高就能解决的。因此只靠自律,缺少他律是无法杜绝一些执政者不良风气影响的。在另一方面影响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执行,出现了很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5]执政者为了满足对权、钱、利的追求,必然会

利用手中职权来为自己创造条件,干涉执法过程包庇自己的违法行为,而执法人员也是人,在受到威逼利诱之后,有些执法人员也无法做到执法过程的严厉和公平,不免出现有失偏颇之事。

(三)“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官本位”一直居于核心地位,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大鲜明特点。“官”就是名誉、地位、财富、荣耀、特权的代名词,老百姓把当官作为光宗耀祖之事,金榜题名、衣锦还乡也是人人盼望之事。在社会中也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官阶,尊卑贵贱,界限分明,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官位的大小直接关系财富的多少,也决定着权力的大小,“官”成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为官者利用职权最大限度的追求个人利益,不能正确认识自身权力的来源,滥用职权,从而造成大众对于官员的不信任,对政策的怀疑和对政府工作的不支持,使政府的工作无法顺利开展,这对于现代社会有着很大的消极作用,如贪污、腐败、官官相护、官僚主义盛行。但同时,以官为本又有利于利用其权威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即利用权力的强制性作为政策实施的有力保障,这样,可以减少改革过程中由于大众的不理解而产生的阻力,以尽快实现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有时,也可以利用个别官员的人格魅力,来获取大众的支持与同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达到大众合作的目标。

(四)宗法伦理同构思想的影响

从启继承禹位起,中国就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天下被认为是君主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宗族家族在人们生活中的建构,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模式,使伦理关系与政治关系合为一体,这种伦理政治观是以“孝”、“礼”为核心文化,而且在实践中被广泛的运用,被统治者作为关键的统治原则和方式。官员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家族的人际关系,在用人上是“尚亲”而非“尚贤”,一个人一旦掌握权力,就会出现“封妻荫子”,为家族牟利的情况。而皇权也充分利用这种关系来控制各级官员,使其更忠诚地服务于皇权。这就一方面能使执政者注重自身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是道德素质上的完善,做到两袖清风、清正廉洁,成为“清官”。但另一方面又不免受家族人际关系的影响,在执政过程中难以做到公正公平,容易形成门户关系,出现类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当一个人踏上仕途,就被认为是光宗耀祖,同一家族关系的人就会以此为主干,让更多的人攀附而上进入特权阶层,就如同树根,依着主根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根系。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篇三: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国际关系学院

2011级国政一班

王兴

2011200690

前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政治领域却成就较少。虽然这三十几年来中央一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许多政治体制内的问题与弊端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又凸显出来。在这一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必要继续,也会对中国带来深刻的影响。下面便是笔者对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渐进式改革:推迟、延缓改革的借口?

当前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中央高层、学术界与普通民众中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推进渐进式改革固然有着自身的优势:改革成本小,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助于在改革中缓解各方的矛盾,可以在逐步改革中摸索经验,有利于巩固改革成果等等。同样,现实中中国政治问题的错综复杂也使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解决现有政治体制的问题,即“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必须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

但在笔者看来,渐进式改革并非是一剂“万能良药”。首先,渐进式改革并非完美,存在一些问题。其一便是“,往往是容易改的先改,把困难的改革往后推,使困难问题越积越多,甚至使困难的程度越来越大”2。如今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阻力将会越来越大。此外,有学者提出当前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快速增长,公众对于公共权力认同度较高,公民的参政议政热情提高,政治上中央对总体局势仍有可控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往往是公民对公共权力认同度较高的时候,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是不能长期持续的。因此中国应该抓住这个较好的时间段加快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当经济放缓或衰退之时再进行补救式的改革往往由于民众对上层的不信任与怀疑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收不到什么成效。而国家经济的危机常常是难以预期的,进行渐进式改革所需要的较长的时间可能会得不到保证。同理,渐进式改革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改革的进程。总之,改革需要的时间越长,不可控的因素就越多,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就会受到影响,难度相应也加大了。其次,渐进式改革更像面对民众强烈改革呼声而承诺的一张空头支票。从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与效果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中央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往往是“雷1

2 《人民日报》2010 年8 月25 日 董郁玉,施滨海. 政治中国[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声大,雨点小”:一方面,中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一系列如“ 党政分开”、“ 健全民主制度”、“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口号和目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在现实政治体制中这些目标并未实现,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腐败现象蔓延等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切实解决。中央提出“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对于改革的需求、降低人民对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期望,同时也成为改革出现困难或停滞不前之后推迟、拖延改革的一项“充分”的理由。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一项哪怕小小的成就也会被放大为渐进式改革的“阶段性成果”,所谓渐变式改革可能会沦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行动的空谈。

因此,虽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其复杂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央也应抓住这一改革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推行有实际意义的改革措施,切勿空喊口号而无实际作为;否则当中共面临危机,社会矛盾激化后再被迫进行改革效果也不会太好,甚至会如戈尔巴乔夫改革一样最终破产。所谓渐进式改革更像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可能只会将改革的脚步一拖再拖。

(二)“中国特色”:政治欠民主的掩饰?

在许多官方媒体宣传中我们都经常能看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类字句。首先笔者承认任何国家都有自身特殊的国情,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本国实际情况与政治实践经验来决定自身政治发展模式。中国的国情更是十分独特和复杂,理应采用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政治模式。但在官方宣传中“中国特色”往往与“坚持党的领导”、“绝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结合在一起,这就不得不使人产生疑问:“中国特色”就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西方模式”一定不适合中国吗?“中国特色”本无可厚非,但在现今中共垄断的话语体系下便成为了中共坚持一党专政、排斥西方式民主的工具。而一党专政往往又与高度集权、“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高度集权本身便是欠缺民主的表现,又会导致监督的缺失和权力的滥用、误用;而“集中力量办大事”由于缺乏民主决策而常会“集中力量办错事”,并同样是政治上缺乏民主、高度集权的表现之一。这样一来,“中国特色”似乎便成为了当前中国缺乏民主的“合理”辩护。而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绝不照搬西方模式”也就使得中国当前政治体制以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措施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人们由于几乎找不到第三种模式而只能认同。“中国特色”这一概念看似合理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其背后的潜在含义更是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困难。

笔者认为,片面强调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是有失偏颇的。虽然中共同样强调“认真研究和

科学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在“绝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限制下也不易发挥作用。当前中国遇到的政治难题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上几个世纪前也同样遇到过,借鉴其解决的经验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大有裨益尤其是在对于权力监督方面西方政治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对于我们有很大启示。人类在实践中存在共性也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据此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 的设想,“建构党内权力分设机制,分别由党代会、党委会、纪检委行使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从强化权力监督看整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评介王长江)。这一思路便富有新意,有一定可行性。另外,虽然“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不能逾越的红线,但我们有必要厘清“中国特色”与高度集权下一系列弊端的关系,切不可将其混为一谈。在“中国特色”下权力同样需要制衡和监督,西方模式也要大胆地予以吸收和借鉴。“中国特色”不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存在问题的遮羞布,也不该成为改革中拒绝西方政治文明影响的挡箭牌。

(三)体制外的力量才是改革中决定性的力量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虽然是党和国家,但笔者认为体制外的力量才是改革中具决定性的力量。这里所说的体制外的力量主要包括人民、媒体、一些社会组织或利益集团等等国家机构之外的力量。之所以说其为决定性的力量,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体制内缺乏改革的动力。现今体制内的官员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享有种种特权,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触动其利益。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消极态度。他们有时也会在政绩驱动下而进行一些政治方面的“改革”或“创新”,但这些大多是有作秀色彩,流于形式,又缺乏制度规范和保障,最终会随着相关官员离任而“人走政息”。这一点还突出表现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上。中央提出的一些政治改革意见显然在地方并没有得到贯彻实施,虽可能有中央推行决心不够的理由,但更多是因为地方本身对触动其利益的改革措施持消极或反对态度。这样往往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纵使中央有改革诚意,其措施在地方的实施力度不免大打折扣。而中央也只是为了巩固政权而推行政治改革,因而更强调“社会和谐稳定”,缺乏大刀阔斧推行改革的魄力。因而,即使中央高层已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在改革上欠缺决心和办法。单纯寄希望于体制内进行有效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第二个原因是体制外推动改革的力量较为强大且拥有很大潜力。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33 《求是》2010 年第12 期

化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开始要求改变当前政治现状,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而在传统政治参与方式难以满足人民政治需求的情况下,人民将政治热情投入到新兴的媒体—互联网之中。人民通过网络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对国家机关进行舆论监督,参与政府决策等等。人民也同样寻求通过实际政治渠道进行政治参与,而一些当前政治体制内存在的问题也更得到人民的关注。这些无疑都将成为推动改革的巨大力量。在体制内缺乏改革动力的情况下,民意倒逼才能使政治高层感受到改革的压力,更有效地推动改革的进程。媒体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同样也蕴含着巨大潜力。媒体在揭露现有政治体制存在问题、充当人民与国家机关沟通媒介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前中国传统媒体多受国家控制,功能受限,难以担当这一角色;而互联网由于其与传统媒体所显著不同的匿名性、相对自由性以及双向互动性等而成为当前以及未来公民表达民意的主要渠道,对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将起到很大作用。

由此笔者提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形成民意倒逼—国家推行改革—公民、媒体反馈—国家完善改革措施的公民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只有使公民参与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才能使改革不流于形式,真正有利于国家政治文明发展与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

结语:通过上述思考,笔者将其总结如下:改革刻不容缓,少谈困难,多做实事;不掩饰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监督这一政治体制的重大弊端与缺陷,放下意识形态偏见,大胆借鉴与吸收西方政治文明长处改革自身弊端;重视人民在改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人民的力量推动改革的进程。当然上面所说的都是对改革者的要求。支持改革、对改革提出意见与建议、必要时以舆论压力推动改革进程则是对当代公民的要求。中国政治改革之路注定是充满风险和困难的旅程,但这也是中国通往民主富强国家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黄卫平 陈 文.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及其成因浅析. 社会科学研究 2008年2月 李海青 赵玉洁. 试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求知/月刊 2010年7月 何影 王立云 刘太鹏 向俊杰. 和谐社会视角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与均衡. 晋中学院学报 2010年8月

王长江. 从强化权力监督看整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评介. 中国行政管理 2011年第八期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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